現在韓岡很明顯的是想要把話題往實驗實證上引，若是自己一步踏進陷阱，自家的顏面不要緊，連累到師友可就是罪莫大焉。
呂大臨心中默念著，提醒自己，在旁藝上不要跟韓岡爭辯。只要被拖進他的節奏，韓岡能立刻逆轉取勝。只有經傳，才是他的弱點所在。
呂大臨針對韓岡準備已久，也自問尋到了偽‘氣學’的致命傷。但他每次再見韓岡，都發現準備得不夠多。大多數的時候，是韓岡總能用實驗來證明，甚至就是他的陷阱。不過有的時候，則因為韓岡太過肆無忌憚，對不合己意的經典直接否定。韓岡的理論最大的問題就是物化，凡事都從實證，眼見為實，須知有些東西是做不到眼見的。
正想說話，韓岡搶先一步，“說到征戰，五經之中，以《春秋》所言尤多。”
“明上下之序，分華夷之別。《春秋》是也。”程顥說道，“《春秋》一書，無外乎尊王攘夷，明禮教綱常。征戰不能不多。”
在仁宗朝，以泰山先生孫復的《春秋尊王發微》為起點，詮釋《春秋》的儒者極多。沒什么好奇怪的，北面被遼國逼，西面為西夏欺而已。
所以要尊王攘夷，明華夷之辨。既然武力上不能勝人，就在文治上來個精神勝利法好了。我打不過你，但我可以鄙視你。
世傳王安石不喜歡《春秋》，但確切點說主要還是不喜歡《春秋》三傳，認為《春秋》自魯史亡，其義不可考。后人傳注，純粹是‘一時儒者附會以邀厚賞’，‘決非仲尼之筆也’。
故而當王安石的學生陸佃、龔原打算為《春秋》做注，仿效孫復等人，王安石就直接批評說是‘斷爛朝報’——這說的是陸佃、龔原所作的注解，可也足見王安石對《春秋》的偏見。就是現在的國子監，課程中也沒有春秋一科，國子博士中同樣沒有春秋博士。
不過對于程顥所言，他也是沒有什么好批駁的。孫復對《春秋》本經的重新詮釋，在此時儒林，已是士人為研習《春秋》的重要傳注，只比《公羊》《谷梁》略遜——僅僅比不了《左傳》——不管怎么說，至少尊王攘夷四個字沒有多少人會質疑。
“夷狄者，禽獸也！人所共知。可論事，當據于實，本于理，方可謂之正論。韓岡敢問伯淳先生，為什么說夷狄是禽獸道理何在又是怎么得出這個結論”
沒有論據和合理的論證，怎么將夷狄和禽獸掛上鉤并不是每家夷人都會跑來打劫中國，也不是每家蠻部都有子蒸其母、兄亡收嫂的習俗。
華夷之辨，是儒家治平的關鍵。人與禽獸之別，更是世界上每一個哲人都要考慮的問題。
程顥對人禽之別、華夷之辨的觀點，是人至中至正，合中庸之道，若有偏，那就是禽獸、夷狄了——‘中之理至矣,獨陰不生,獨陽不生,偏則為禽獸,為夷狄,中則為人。’
但在經辯上，卻不能這么說當年張載在洛陽設虎皮椅講易，程顥與程頤登門挑戰，一戰成名。經驗十足。他很清楚，經辯勝負的關鍵是不要在對手之前露出破綻，持論要正，論述要穩，不要求新求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等待對手犯錯。
所以他選擇了很大路，在儒者中又無可辯駁的回答：“有禮者為人，無禮者禽獸。”
‘凡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以有禮也。’這是晏子春秋中的話。基本上是儒家的共同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