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訓詁吧。”雖然母親的信中沒有具體提到，但王旖依稀記得韓岡提起過。僅僅只是手稿，還沒有正式起名，但內容為訓詁，那是不會錯的。
“沒錯，正是訓詁。訓詁以釋字義。三經新義不過是注了《詩》《書》《周禮》，而岳父的新書卻是想將六經一網打盡。”
儒門諸經皆出自先秦，往往過于簡短，以至于晦澀難明。為了能易于學習和理解，就有了傳和注。但敘述經義的傳注之前，先要做的是對經文中的字加以釋義，一兩千年前的字義當然不會跟現在一樣。以今義釋古字，這就是訓詁。
訓詁詮釋了經文中的字義，而經書也便因此得到了注釋。千年之后，韓岡學習古文，一樣都是先從晦澀的字和詞開始理解，繼而推廣至全篇。王安石在三經新義之后，編寫訓詁新書，就是想以此來搶占制高點。
韓岡雖是在笑著，眼神卻變得深沉：“諸葛武侯昔與潁川石廣元、徐元直、孟公威游學荊州，石、徐、孟三人務求精熟，惟武侯獨觀其大略。如今的儒者皆類武侯，不求章句，只追求明了大意。但這樣一來，畢竟根基不穩，岳父便是看到這一點，才開始專注于訓詁，以求將解釋權掌握在手中。可如果岳父說得有理，我也不會囿于門戶之見，但岳父的新書中，我卻看不到道理。”
宋儒最大的特點就是排斥漢儒沉浸于章句間的繁復，講究回歸本源，得六經要旨，明圣人本意。而實質上，就是以我為主，用六經來詮釋自己的觀點——所謂六經注我。儒學在宋代，就是能隨意解釋自己的觀點，只要能說得通就行，想當然也沒有關系，所謂不惑傳注是也。
這一特點，雖然一洗漢儒唐儒的沉疴積弊，給儒學引來了一股新風，但也隨之帶來了無數學術上的分歧，以至于學派林立的境地。
門戶之見也好，學術分歧也好，韓岡并不能認同王安石的觀點。他對訓詁不甚了了，遠比不上當世的儒者。
王安石、司馬光，二程，三蘇，乃至呂惠卿，都是貫通佛老，兼明六經的大才。韓岡自問在他們面前，想要在六經釋義上做文章，那是班門弄斧，自取其辱。但如果能將辯論的要點引導到自己擅長的領域，卻能反敗為勝。揚長避短，本就是兵法要旨。所以韓岡一直都在大聲疾呼，道理也好、釋義也好，都要以實證之。這就是為什么他會說王安石是想當然的緣故。
“官人……”王旖愁得想哭出來。在成親前，父親和丈夫一直都有紛爭，但畢竟沒有如今日這般近乎撕破臉皮。都是最親近的人，簡直讓她無所適從。
韓岡摟著妻子的纖腰，在她耳邊嘆道，“我的看法還是那樣啊，岳父的書是刻舟求劍，是想當然。別的事皆可讓，但這事上可不能讓。”
二程如今在洛陽講學，弟子日多；王安石又在為新學扎穩根基，說起來，這說不定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韓岡主張的自然之道在士林中傳播得越來越廣的結果，不得不起身相抗。
誰為正溯，道統誰屬，學派之爭容不下半點私情。
韓岡知道，除非放棄自己的愿望，否則便沒有退避的余地。
雖然在經義上的學問無法與一干鴻儒想比，但自己的特長是什么，長處又在哪里。韓岡從來不會忘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