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也在串聯新學與洛學，將新學與洛學的性命論合而為一，但在理論上更偏向王安石。
朱銘依舊在煮雜粥，但煮得挑不出錯來，比當下任何一個學派都更完善。
既然講了性命論自然而然要談到中庸。
司理參軍黃珪問道“朱先生怎么看待高明與中庸”
朱銘毫不掩飾地回答“舒王的道理并無不妥，但不能割裂高明與中庸。只是稍顯支離割裂，此二者本為一體，就似內圣外王不能分開來說。”
內圣外王，本來是講君主治理國家。
從王安石開始，闡述為中庸之道，變成君子修身處世之法。
即“極高明處而道中庸”，高明是內圣，是用于立身處己的，中庸是外王，是用來待人處世的。
這個觀點被洛學所攻擊，認為王安石割裂中庸之道。
程頤罵了王安石很久，但估計晚年也想通了，把自己注解的中庸直接焚毀。
呂大臨注解了中庸，謊稱是程頤所作。
陳淵的老師楊時最初是王安石的弟子，后來轉為學習二程。楊時撿起呂大臨的著作，瘋狂批判王安石的中庸是墮入佛家。
更有意思的是，朱熹身為楊時的徒子徒孫，卻說楊時才是墮入佛家，又說王安石雖稍顯割裂卻無大問題。
朱熹集大成的理學，不僅傳承洛學，還帶著許多新學影子。因為他的師祖楊時，本身就做過新學弟子，本身就帶著大量新學思想。
楊時為了與新學撇清關系，偶爾會雞蛋里挑骨頭，朱熹卻非常平和的糾正過來。
支使官吳懋突然說“先生何不注中庸，著一本中庸章句疏義”
“我的學問不行，只能試論之。”朱銘微笑道。
朱熹的中庸集注，直接抄就行了，沒有哪里講得不對。
其實中庸原文就講得很清楚，君子的中庸是“執中”，小人的中庸是“無忌”。
即君子講中庸，有一套自己的堅持，能始終不偏不倚秉承正理。
而小人講中庸，內心毫無堅持，行事無所顧忌。
孔子就說過，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后世人們理解的中庸，恰好是小人的中庸。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拋棄底線而圓滑處世，還自詡貫徹中庸之道。
一直從上午講到下午，朱銘餓著肚子講，眾人餓得肚子聽。
皇帝禁學禁書，朱銘講別的就是，反正他講的是“新學”。
中庸和大學經過宋代大儒重新闡釋，對中華民族的影響太深遠了，可以說塑造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即便是沒怎么讀過書的中國人，不懂什么中庸、大學之道，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也會向這兩本書靠攏。真正做到了百姓日用而不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