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劉秀建立東漢之后，自然不會允許有世家大族威脅到皇權統治，于是他廢黜了郭圣通，違背了和河北士族的約定，自然對河北士族的承諾的條件也打了水漂。
對此河北士族懷恨在心了，足足持續了數百年，最后終于等到了桓靈二帝的黨錮之禍的時機。
漢廷限制黨錮士族，激起了天下士族的反意，其反抗的形勢，就是士族在背后推動的黃巾起義。
黃巾起義并不是純粹的農民起義，背后有很多個世家大族作為推手，而且這起義的模式和過程，和當初劉秀上位時幾乎如出一轍。
張角本身就出身于冀州巨鹿，其發現太平道最主要的地盤，便是冀州，青州，幽州三州，短短數年內就有了數十萬信徒，這在世家豪族牢牢掌控村鎮的漢朝，若說沒有士族在背后謀劃，誰也不會相信。
而且張角的黃巾起義，自始至終范圍都在以河北為中心的冀州地區，而冀州士族數百年來對于劉秀違約早就懷恨在心，所以張角得到了相當規模的支持。
黃巾起義，一方面代表受壓迫的百姓對漢廷不滿，另一方面也代表河北士族想要重新回到舞臺上，重演扶持劉秀的欲望，對此看的最明白的，便是袁紹。
他逃出洛陽后，便直接跑到了冀州，和當地士族一拍即合，在冀州世族的幫助下，兵不血刃從韓馥手里奪走了冀州，如同劉表單騎入荊州一樣。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袁紹劉表確實表現出了過人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當地士族看到了和他們合作的前景和價值，屬于是兩邊一拍即合。
袁紹得到冀州后，自然給與了冀州士族相應的回報，但冀州士族和外來士族也有爭斗，袁紹有前車之鑒，不敢采取激烈手段，便聽之任之讓其相斗，無疑這也影響了很多戰略決策。
這里面固然有袁紹的性格原因，但他也有自己的苦衷和想法，他最終的目的，便是依托士族，建立一個以士族地主為統治主體的王朝。
袁紹走的這條路，從某種方面上來說，是在開劉邦建立西漢時的倒車，因為劉邦是堅持皇權的絕對性的，所以劉邦也遭受了反噬，以至于文景之后進行了妥協。
劉秀當初也想嘗試鞏固皇權，但其手段不如劉邦，很多政策出現了問題，導致桓靈時期天子和士族徹底撕破臉，這讓士族利用農民起義搞事，這便是農民起義的階級局限性所在。
但這也是歷史的必然，人類發展不可能跳過這個階段，皇權在世俗化的同時，不可避免要和士族進行融合，袁紹不知是早就看明白這點，還是歪打正著，反正他從一開始，就選擇了皇權和士族共生。
而曹操則不同，他起事之初明顯是想要效仿劉邦的，所以用了極為激烈的手段打壓兗州當地士族，但彼時他的做法極為稚嫩，殺邊讓的后果便是讓兗州士族集體背叛了曹操，給了曹操當頭一棒。
最后在人肉干和袁紹兵糧的支持下，曹操度過了這道難關，還學會了向士族妥協，于是他開始采用相對柔和的手段，即利用外來士族打壓本土士族。
其表現形勢上，就是利用潁川派對付本地士族，鏟除當地頑固勢力，最后得到天下時，士家大族數目會大大減少，從而防止像冀州士族反亂，威脅皇朝統治的現象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