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熙派駐到村鎮的官吏，最多也只能起到發布命令，調配物資的作用，但糧食柴火不是天上掉下來的，還是需要依靠當地所有家戶，尤其是富戶。
對此他也不得不做了妥協，相對于禁止賣官，他也沒有將通道完全堵死，而是對在災害中捐出錢糧的大戶，也有相應的獎勵，例如沒有封地的虛爵，算是后世慈善變種。
政治是很復雜的，作為妥協的藝術，不是說光靠刀兵就能解決所有問題，之后武力為尊的五胡亂華中頻繁改朝換代也證明了這一點，誰破壞規則對他人舉刀，最后的刀終究會落到自己頭上。
有人說歷史最大的教訓，便是人類沒有從中吸取教訓，這句話有些偏頗，起碼對歷史極為看重的華夏人，其實一直在不斷尋找著新的道路，有時候看著是在開倒車，其實細節上的手段和目的有著關鍵性的不同。
就像皇權代表的中央集權，和代表底層管理權的世家大族之間的爭斗，便持續了兩千多年，其中兩邊都無數次改變策略，便是為了尋找一個理想中的平衡點。
周代商用分封制制造了大大小小的諸侯，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動蕩，秦統一六國首次明確出現了天下大一統的思想。
但秦沒有來得及消滅六國貴族，便在其和軍功規則反撲下滅亡，其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其軍功授爵在和平年代失去了作用，嚴刑峻法又導致這些貴族封爵清零，自然很不滿意，便趁著農民起義的機會裹挾造反。
這個過程演變成了項羽為代表的的六國貴族對劉邦為代表的草根階層之間的爭斗，最后后者勝利。
因為劉邦的出身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宣稱，儒家跳出來給皇權加上了天授的冠冕，但這也給皇權套上了一道枷鎖，即天子失道，有德者取之，給了后世造反的正當理由，其中自然也包括了更有造反資本的世家大族。
劉邦和漢武帝看到了其中隱患，于是開始使用激烈手段消除這種隱患，即需要世家大族打天下，但同時還不能讓其做大，于是定期采用手段收回特權。
并不是說士族一無是處，問題在于其形成的利益團體在抱團后，想要取得遠大于其應得的好處，便會逐漸脫離掌控，成為吸血的毒瘤，而歷代中央集權，都不會容忍這等問題。
這其中劉邦單純是出兵攻打鎮壓，而漢武帝則是形成了一套傳于后世的多管齊下的做法，即提拔軍功貴族壓制世家大族，然后模仿秦朝的嚴刑峻法打壓大族，同時鼓勵他們內斗內耗。
這套用法也被用在了明朝，只不過很快便玩脫了，包括漢武帝執政后期，手段也變得粗暴直接，劉徹不僅殺世家，也殺平民，甚至連自己子嗣都殺，真正做到了一視同仁。
之后無論是漢末的世家失控，再到南北朝的五胡亂華，起因都是世家奪權，但結果卻是被皇權變相削弱剝奪了武力，導致胡人南下時地方無力抵抗，胡人武力為尊，社會道德蕩然無存。
唐朝吸取了這個教訓，試圖開始民族融合，同時壓制出現的門閥，反而出現了更加不可控的節度使，導致最后崩潰。
其民族政策問題也很大，沒有強有力的主體民族，光靠教化是無法徹底融合的，教化和暴力缺一不可，以及主體民族的絕對中心性，不然永遠消除不了某些異族的異心。
然后便是宋朝吸取唐朝教訓，壓制武人，大規模采取科舉制，制造官僚地主，取代門閥地主，大力發展商業，允許官員從商，宋朝官員可以沒有土地，但有商業私產成了一件極為普遍的現象。
但最終結果是這些躺在官位上的地主官員國家意識極弱，商業或者說后世的資本對中央集權有天生的背叛性，所以最后宋朝不僅在坑武將，還在外敵出現時爭相賣國，將歷史上經濟占比的宋朝活生生玩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