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元二年，八月初五。
當天朝會，大晉皇帝趙詢，以中書省的名義，繞過政事堂，直接下達圣旨，頒布了改革五項。
第一項便是稅賦制度的大變革。
晉初，征收賦稅實行租庸調制。
租庸調以人丁為依據，所謂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
晉朝建國以后，土地兼并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百姓增多。
百姓逃亡，官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百姓逃亡，租庸調制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與此同時，按墾田面積征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征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
晉朝建國已經五百多年，隨著地方藩鎮的越演越烈，朝廷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并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軍政長官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朝廷批準，于是雜稅林立，中央朝廷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制度非常混亂。
殘酷的剝削與重稅，導致階級矛盾十分尖銳，許多地方相繼出現武裝暴亂，苦于賦斂的百姓紛紛參加。
李勛與一旁的劉光輝在那里言語不斷。
對于這次的大變革，劉光輝雖然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是從他表情可以看的出來，他是非常激動與興奮的，就內心而言，朝廷的積極變革，劉光輝是極為支持的。
稅賦變革的內容，李勛不甚明白，于是出言詢問，劉光輝興趣很高，對李勛的提問進行了詳細解說。
劉光輝說道“凡百役之費，一錢之斂，先度其數而賦于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居人之稅，秋夏兩征之，俗有不便者正之，其租庸雜徭悉省，而丁額不廢，申報出入如舊式。”
聽了劉光輝這一席話，李勛干咳兩聲，有些尷尬的說道“劉相國，可否說的簡單一些”
劉光輝這么說，李勛還是聽不明白。
劉光輝呵呵一笑，說道“打個比方，兩個百姓，最開始都是有十畝土地，一個人呢有十畝土地，另外一個人呢，賣了五畝，還剩下五畝土地，兩個人的土地數量并不一樣，但他們在官府記錄的數量卻是一致的，所以，不管誰的土地少，誰的土地多，他們所繳納的稅賦卻是一樣的，也就是都要按照十畝土地的數量交稅。”
李勛說道“這樣很不公平。”
“是不公平，所以要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