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
天下大事，就像一張卷餅，分分合合，時大時小，有的時候，可以大餅卷一切，大一統成一張完美的卷餅，有的時候，又被咬成幾段，藕斷絲連。
圣唐期間，經過安史之亂之后，中央政府的實力和控制力就大大地減弱了，一部分地方軍政長官據地自雄，不服從中央命令的政治局面。
圣唐王廷設置軍鎮，本為保衛自身安全，但發展結果，往往形成對抗中央的割據勢力，這是封建統治者爭權奪利的本性所造成的矛盾。
一般而言，一個大統一王朝由于失去了對內榨取社會資源的能力，從而無力維系軍事力量，或無法抵御外辱，或無法鎮壓內亂，從而徹底的坍塌，進入群雄逐鹿的爭斗，從而進入下一個治亂循環。
安史之亂之所以爆發，是因為圣唐王朝對內榨取社會資源的能力，趕不上它對外擴張的欲望，于是，用番兵番將這些廉價軍事勞動力來維持它過分龐大的國際軍事職能。
而所以安史之亂爆發時，圣唐王朝并非病入膏肓的窮途末路，它仍舊有相當強的能力，來實現對社會資源的榨取，甚至在黃河流域的軍事斗爭常態化后，圣唐還通過一系列的財政改革來加強了這種榨取。
所以，它造成了安史之亂后的一個別扭的平衡，那就是圣唐王朝既無力清除異己的軍事力量，但也能夠輾轉騰挪，維系住自身的生存。
具體講，就是把安史余孽封鎖在黃河以北，在豫安置重兵來盯防冀，又用江南的財富輸往西北，養活了西北藩鎮來抵御吐蕃，養活了京都的中央軍，來維持圣唐王朝的不太穩定的權威。
也就是說，安史之亂下的圣唐王朝，在內外因素的疊加下，運用自己不多的牌面，有意無意的造就了北方的碎片化，而京都的圣唐王廷，為了維護穩定，竭力照看著這個沖突不斷地碎片化，終于在一百多年地看護下，整個北方地碎片化變得牢不可破。
圣唐王朝末期，經過藩鎮混戰、宦官專權和朝廷官員中的朋黨之爭，朝政越來越混亂，雖然圣唐宣宗為一位較為清明的帝王，但也無力改變這個局面，而在他魂歸星海之后，他的兩位繼任者懿宗、僖宗整日醉生夢死，不理朝政，朝廷腐敗到了極點。
于是，皇室官僚和地主肆意壓榨、搜刮百姓，加上連年的天災，百姓生不如死，許多人被逼無奈，舉起了反抗大旗，在懿宗即位當年，浙東地區，爆發了裘甫領導的農民起義，起義隊伍從最初的百來人發展到了三萬多成員，震動的整個越州。
8年后，駐守在桂的八百名官兵因為對超期駐防不滿，殺了首領后，推舉龐氏為統帥，揭竿而起，他們從桂一路向北進攻，沿途附近的農民紛紛響應，到了徐州，隊伍發展到了二十萬人，雖然這兩次起義都被圣唐王朝鎮壓了下去，但是，更大規模的起義也開始在醞釀。
圣唐末年，鹽稅特別重，加上奸商抬高鹽價，百姓買不起鹽，只好淡食，有些貧困農民為了逃避關稅，就靠販私鹽掙錢，而這一種行為是很危險的，需要一幫人一起干，時間久了，這些鹽販便結成了一支支隊伍。
時間來到了僖宗即位那一年，有一位鹽販首領王仙芝，聚集了幾千農民在豫起義，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發出文告，揭露圣唐王朝官吏造成貧富不平的罪惡，這一個號召很快得到了貧苦農民的響應。
不久之后，關東發生了大旱，官吏強迫百姓繳租稅，服差役，百姓走投無路，聚集黃巢周圍，與唐廷官吏進行過多次武裝沖突，魯地的鹽販黃巢也起兵響應。
這兩支由鹽販起義的隊伍匯合之后，轉戰魯、豫一帶，接連攻下許多州縣，聲勢越來越大，圣唐王朝非常恐慌，命令各地將領鎮壓起義軍，但各地藩鎮為了自保，只是相互觀望，圣唐王廷卻一點招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