胤禛在潛邸時，就已經察覺康熙寬容政策所帶來的弊病，尤其是吏治的廢弛。因此，登基伊始，即著手整頓吏治。雍正元年正月初一日，胤禛連續頒發了十一道訓諭，對文武百官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告誡總督，身為封疆大吏，乃澄清吏治之本，應竭忠盡職，不負皇恩。告誡巡撫，綏輯兆民，乃撫臣之責，應同心協力，以盡職守，不得貽害地方。告誡督學，身為學官，須廉潔持身，精勤集事，更要啟迪士子人品端正。告誡提督，要倡率將弁，簡任卒伍，整理器械，操練技勇。告誡總兵官，要以寧謐地方為念，且應文武輯睦，軍民調劑，各得其平。告誡布政司，職居方伯，責任重大，自當益矢公忠。告誡按察司，既要嚴刑立法，又要執法公正。告誡道員，職居協理，各有專責，凡事應親身經歷，以杜營私舞弊之陋規。告誡副將、參將、游擊等官，雖身居偏禆，亦應預定練兵之法，親校騎射，嚴試技勇，潔己律公。告誡知府，既為督撫監司之耳目，又為州牧縣令之表率，承流于上，宜化于下，必須廉潔自持，屏絕賄賂，奉公盡職。告誡知州、知縣，身為親民之官，乃吏治之始基也，品秩雖卑，職任甚重，務以愛民為先務，周察所屬，安輯鄉里。這十一道上諭反映了胤禛整頓吏治的決心，揭開了雍正朝整頓吏治的序幕。
十一道上諭后，接著就是推行豁賤為良，廢除賤民制度，消除樂籍。
在康熙年間，賤民的存在很是比較普遍，如山、陜之樂府，紹興之墮民，徽州之伴當，寧國府之世仆，廣東之蜑戶，蘇州之丐戶等。他們被列為正式編戶的四民（民戶、軍戶、商戶、灶戶）之外，被剝奪了種種權力，受盡了社會的歧視。四民所從事的職業，他們不能涉足；四民所穿之常服，他們也不能享受。這些賤民為擺脫自己的社會地位進行了斗爭，以至造成案牘繁滋，訟端不止。胤禛為皇子時就曾一再強調賤民本屬良民，無可輕賤擯棄之處。在他繼位后立即聽取了大臣們的建議，先后于雍正元年四月除山西、陜西教坊樂民籍，九月除紹興墮民丐籍，將他們與良民一體編戶，允許他們從事正常的生產勞動。這一政策得到了普遍擁護，對胤禛繼位后的政權穩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隨之而來的是與土地相關的攤丁入地政策，也就是將丁銀攤入地畝一起征收。
在這個以農業為主的時代，土地就是農民活命的根本，也是國家財政賦稅的主要來源。清初的賦役制度因襲明代的一條鞭法，地有地稅銀，丁有丁稅銀。丁稅銀有的按地征收，有的按丁征收，而以按丁征收為主。按丁征收的丁銀在清初共有三百余萬兩。這個數字不算很大，但按丁征收丁銀所引起的社會問題卻很大。由于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進一步發展，貧富不均的現象極為嚴重，無地或地少的農民無力負擔丁稅，因而出現“或逃或欠”的情況。這就使清政府征收丁稅發生困難，以致失去保證。同時由于農民畏懼丁稅的逼迫，或逃亡遷徙、或隱匿戶口，又造成人口不實的嚴重問題，使清政府難以掌握人口實數。面對這種情況，清政府下決心改變丁稅的征收辦法。康熙五十一年時，康熙曾規定“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原本是想把全國征收丁稅的總額定下來，不再隨著人口的增加而增加。這對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雖有一定的好處，但并沒有解決丁役負擔不均的問題，因而一些地區，如四川、廣東、浙江等省在短期內采取了將丁稅攤入地畝去征收的措施，并且收到了“民困以蘇”的效果。但是，由于地主以及他們在朝廷中的代表反對，以至這一措施沒能向全國推廣。雍正元年六月，山東巡撫黃炳奏請按地攤丁，胤禛沒有批準。七月直隸巡撫李維鈞再請攤丁入地，并要求胤禛乾綱獨斷批準實行。胤禛遂令戶部等討論。九月，戶部議復，同意李維鈞的意見。胤禛仍不放心，命九卿等再議，并詳細詢問李維鈞的打算。一直到十一月，胤禛才下決心在全國實行攤丁入地的政策，把各省丁稅原額分攤在各州縣的土地上，每地稅一兩分攤若干丁銀，自一、二錢至八錢不等。
可是“攤丁入地”在全國實施后，立即遭到了地主階級的強烈反對，浙江、直隸、山西等地都發生了地主鬧事，他們或齊集官府前吵喊，或轉向農民加租。但是，由于胤禛決心已下，不再改變，因此，這項改革得以貫徹到底，對百姓來說，這道政令雖然損害了地主們的利益，但卻無疑是得民心的舉措。
然而康熙王朝六十一年日積月累的弊癥和帶來的民怨豈是十一道上諭和幾項仁政在朝夕間就可以改變和消弭的。
就在康熙六十年時，福建上杭人溫上貴因不滿于清政府的殘暴統治，準備組織反清斗爭。他曾赴臺灣，結識了臺灣反清叛軍之首“鴨母王”朱一貴，被朱一貴封為元帥，并奉命返家鄉組織群眾。康熙六十年朱一貴起義失敗后，溫上貴轉移到江西萬載縣，廣泛聯絡窮苦的棚民，準備攻打縣城。雍正元年，溫上貴的行動被萬載縣知縣施昭庭察覺。當清兵前來鎮壓時，溫上貴率眾與清兵展開了殊死的搏斗。因倉促應戰，終于寡不敵眾，三百多人戰死，溫上貴被俘。同年十一月十九日，胤禛旨令三法司核議嚴懲。不久，溫上貴被處決。溫上貴死后，其同伴裘永錫、族弟溫廷瑞等繼續反清活動。他們夜聚曉散，操練武藝，打造兵器，行動更加隱蔽，令清廷大為頭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