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繼續追問朝堂上的動向，即便心里藏著無數不安及憂慮，還是硬生生將所有的疑問都埋入心底沒有問出口。不是不想問，而是不能問。作為內宅身份不高的妾室，胤禛主動告訴我是一回事，我主動詢問又是另外一回事。
女人在內宅中不管表現的多么聰慧強勢，又或者不擇手段，在男人眼里都是內宅中爭風吃醋無須介懷的家常小事，可是一旦女人的注意力開始關注朝堂政務，男人們就會自然而然的生出戒備，會認為女人有牝雞司晨之虞。
正式有這樣的原因，即便有時也會與胤禛聊起朝堂上的見解，但話頭多半是他先挑起，主動詢問時才會發表看法，絕對不會主動詢問談論，以免他多思多慮引來猜忌。
不能直接從胤禛那里得到消息，也只好讓小順子密切關注朝堂動向，而我自己則是依照商量好的內容給伊氏送去寫有回復的紙條。
紙條暗中送到伊氏的住處后，伊氏沒有回復只言片語，一切仿佛就在我的這一紙回復中恢復了往日的平靜。只是我卻再難以平靜，從宮中和朝堂上傳來的消息讓我對胤禛的處境愈發憂心。
從宮中傳回來的消息稱，就在上一年，也就是康熙五十六年的五月，大學士王掞密奏建儲。康熙帝懷疑王掞“意中必有所主”，但未嚴責，仍予倚信。朝堂中有傳言稱康熙帝已屬意于皇十四子胤禵，并著手實施秘密建儲計劃。這一建儲計劃的核心內容是皇帝全權決定儲君人選，擇賢而立，暗中進行考察培養，對儲君人選、冊立日期嚴格保密。
就在這一年剛入冬不久，康熙帝又分別召集皇子、大臣等面詢儲君之事。“建儲會議”之說，在朝野廣為流傳。于是緊接著在十一月時于乾清宮東暖閣召集諸皇子及滿漢大學士、學士、九卿、詹事、科道等，回顧總結一生，流露早建儲位之意，便有了那份長篇“面諭”的遺詔。
兩天后，“面諭”的聆聽者之一，御史陳嘉猷等八人奏請立儲。康熙帝將該折與數月前王掞奏請立儲的密折，一并交付九卿等會議。九卿等議將王掞、陳嘉猷等人從重懲處，康熙帝不允。諭稱：“爾等票簽，以為不合。伊等所奏有理，不何不是處？但不當奏請立理耳……”
十二月十二日，也就是孝惠皇太后病逝后第六天，康熙帝將這份“面諭”親自用漢文寫出，命大學士馬齊等翻譯進呈。二十一日，馬齊等譯畢呈上，康熙帝認為滿漢文字甚屬相符，令將“此旨作何頒發之處”，“速議具奏”。
就在正月十二日，馬齊等“為欽奉上諭事”給正在小湯山療疾的康熙上表奏稱：“儲位系神器所關，事體重大，圣心日夜關切，無容臣等瀆奏，臣等唯有俯伏恭候皇上特旨。所奉上諭乃皇上親書肺腑之要……不便照平常上諭，由部頒發。相應自臣等衙門謹繕諭旨，安置太和殿內。頒旨日，齊集諸王文武臣工于天安門金水橋前，置于高臺黃案上，令讀祝官宣讀曉眾，禮畢，抬送至禮部刊刻，頒行天下……”
各處傳來的消息雖然零散，但出入并不大，無一不預示著康熙確實有再立儲君之心，索性那份“面諭”之中的確沒有寫明儲君到底是誰。
將這些我之前并未關注的消息結合腦海中接下來康熙一系列的舉動關聯起來，可見胤禵的志在必得并不是空穴來風，看來朝堂的局面當真對胤禛極為不利。
元宵過后不久，朝堂上又發生了一件大事。是月二十日，“正紅旗滿洲人”、翰林院檢討朱天保自京城前往，奏請復立廢太子允礽，疏中寫道：“皇太子雖以疾廢，但是他的過失只在于驕抗，這是左右小人教唆造成的。如果派遣名儒名臣例如趙申喬等輔佐他，把他周圍的小人都罷免，那么，允礽的德行會日益顯現，皇上可以再次享受問安視膳之歡。儲位重大，不可象下棋那樣輕易變動。此外，如果有藩臣在一旁覬覦，那么，皇上一家的骨肉之禍也許會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