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當然也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如果讓禮部來操辦這些事情，不見得會給徐階、李春芳勛號，但是如果是朱載坖來辦的，至少李春芳的勛號是有保證的，只要李春芳的勛號有保證，那么張居正的勛號就有保證，所以張居正才要求將這些事情由朱載坖圣裁，而不是禮部具奏。
而在收到禮部的題本之后，朱載坖批準了禮部所擬定的謚號，同時要求為李春芳擬定勛號，由內閣負責實施，還下旨對于徐階、李春芳后代予以賞賜，徐階李春芳都配享太廟。
朝廷正在忙于處理兩位前首輔的身后事，而太子朱翊釴已經從南京出發，趕赴揚州，查看揚州的鹽政情況，同時奉朱載坖的上諭，親自前往前首輔李春芳家中吊唁，朱翊釴很清楚朱載坖最關心的都是兩淮鹽政，而其中的重中之重，又是兩淮各運司的灶工，他們是食鹽的生產者，也是朝廷控制鹽業的第一道關口。
朱翊釴抵達揚州之后，首先就召見了兩淮都鹽運使兼提督鹽政分司石昆玉，向他了解兩淮鹽政的情況，石昆玉向朱翊釴介紹了現在兩淮鹽政的情況，按照朝廷的鹽政改革詔令，兩淮鹽政將原本的當地予以收回，然后接受了一批充軍的罪犯，還有江北的無地百姓，將灶工人數從一萬余人恢復到兩萬一千人，同時將這些蕩地分配給灶工使用。
除此之外，兩淮鹽政分司還從少府監接待銀錢，預先直接灶工工本，同時和附近州縣合作，雇傭百姓和灶工一道，修復、新建各種產鹽設施，保證食鹽生產，不過現在還是有一些問題沒有能夠解決。
困擾兩淮鹽政的主要問題是鹽政分司沒有足夠的錢糧，由于招募了大量的灶戶，為了安置這些灶工，需要給他們修建房屋，置辦制鹽工具等，這些都需要錢糧，但是現在鹽政分司賬上無錢可支，這是個問題，朱翊釴當機立斷，命令所需錢糧從少府監先借支給鹽政分司。
還有就是現在朝廷要求將食鹽是生產工場化，但是之前兩淮都是使用團煎之法，按照這種辦法，每一場分幾團，每團分幾戶，輪流煎辦食鹽，這樣做的好處是方便朝廷控制灶戶。
按照石昆玉所言：“灶戶必須于各自團內進行煎煮，本團之外煎辦所得，即視為私鹽，要受到懲罰。團煎的目的一是便于加強管理，二是為了讓灶戶能夠協力興工，彌補一夫一婦之力不足，有強弱相均之義，守望相助之理。”
現在朝廷要改團為場，同時要在兩淮推動曬鹽，石昆玉擔心無法控制這些灶工。
朱翊釴于是詳細詢問煎鹽和曬鹽的區別，石昆玉是朱翊釴介紹了兩種方式對于朝廷的區別，煎鹽法需要灶具、柴薪和攤曬所煎之鹽的場所，這些生產資料是貧苦灶戶沒有能力置辦的，必須由朝廷出資配置。最簡單的就是煎鹽所需要的鐵鍋、鐵盤等物，灶戶根本沒有能力置辦如此笨重而龐大的灶具。更何況朝廷對鐵實行嚴密的控制，灶戶煎鹽所用的灶具也只能由朝廷的官營工場供應，灶戶不得私鑄。
而之前朝廷為了控制灶戶，有一整套完備的制度，除了團煎法之外，還有火伏法和簿歷法，都是用于控制這些灶戶的，火伏之法，是由官府了解和掌握灶戶開煎和煎畢的時間，以掌握其生產數量。簿歷法是與火伏法配套的一種生產現場記錄，灶戶的生產情況都必須記錄在案，定期呈交上級鹽官審閱。通過這些制度，朝廷可以牢牢地掌控灶戶的生產情況，從源頭上杜絕私鹽。
但是要是采用曬鹽法的話，首先是在兩淮沒有曬鹽的經驗，很多地方的灶戶不會曬鹽，從從其他地方聘請灶工前來教授兩淮的灶工曬鹽法，第二個問題就是實施曬鹽法的話，朝廷對于灶工的控制就會減弱，很多官員擔心，采用曬鹽法后，制鹽相對簡單容易了許多，相應地，灶工手中鹽的總量也會迅速增加。也就是說，灶工會將更多的余鹽透露給鹽商或小販，由此余鹽也就逐漸轉化成私鹽，占據正鹽的銷售市場。
所以很多人認為不能夠實行曬鹽法，但是朱載坖在長蘆的經驗證明，曬鹽法在北方還是可以推行的，同時推行曬鹽法還可以節省大量的燃料，對于東南本就缺乏燃料來說是極為有利的，朱翊釴仍舊堅持朝廷的推行曬鹽的方式，他說道：“此陛下之深謀遠慮也，淮浙之地，民居既繁，薪價倍貴，近又有墾灶蕩為稻田者，薪亦不給。或欲禁民開墾，亦屬難行。今既不用煎熬，所省柴薪無數，價值倍賤，江淮浙直民灶，咸被其利，豈非好事？”
至于灶工手中的余鹽轉化為私鹽問題，朱翊釴認為和官府不講信用還是有很大的關系的，朱翊釴說道：“官府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余鹽，復不能變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以仰賴而不為變，故私鹽越禁越多，貧弱灶丁朝有余鹽，夕望米麥，此皆朝廷之過也，焉能推之于灶丁？”
這也是朱載坖日常灌輸給朱翊釴的思想，朱載坖一向主張，發生種種事端的時候，首先要思考朝廷的政策是否合適，是否便民，不要一發生事情就是刁民難治，很多事情都是朝廷自己的騷操作所導致的，就以余鹽轉化為私鹽來說，洪武年間規定：灶戶繳納完鹽課所剩余鹽由朝廷統一收購，朝廷發給灶戶本色米麥或者大明寶鈔。但后來朝廷沒有能力收購余鹽，發給灶戶的大明寶鈔也逐漸形同廢紙。朝廷不能合理地讓灶戶將手中的余鹽轉換成他們需求的生存資料，這些灶戶就會想方設法地走私余鹽。
歸根到底，是朝廷先不上路子的，而不是民刁難治，想清楚這點其實很多問題就很好解決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