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牧轉農耕之后帶來的戰斗力下滑，很大原因就在于社會復雜度的提升。
農耕是因為土地單位產出的增加，導致了對自然抵抗能力上升。
農耕生產模式下，基層最小單位朝著戶靠近，一戶通常少則三人，多則十余人，再多，就容易鬧出矛盾，需要更強大的力量協調生產。
但還是因為生產力的發展，導致了食物獲取難度稍微降低，所謂溫飽思淫欲，有得吃了，人就容易起各種心思，若是一兩代內還好說，但只要老太爺一走，下邊立刻就因為各種原因產生沖突。
所以，農耕的組織復雜度，遠比游牧更大。
也正是因為組織復雜度的提升，導致了農耕社會的單位戰斗力下限稍微低，但只要組織起來了，農耕社會的集團戰斗力，不僅有極強爆發，更有超強韌性。
綜合來看，農耕肯定比游牧更強，但農耕社會必然導致中央集權的發展。
辛屈是用個人魅力，以及路徑依賴，強行將燕國帶上中央集權的。
但舊有的氏族社會遺留，會持續不斷的影響燕國的發展。
基層單位戰斗力的下滑，就是必然會發生的。
農耕消耗勞動力，為了約束地方不隨便流動或者動蕩，辛屈又加上了徭役、勞役這些工作，更是進一步擠占了部份基層力量的鍛煉時間。
并且由于現在是有限中央集權，氏族依舊在地方話語權強大，強大話語權伴隨的就是權力的掌握。
在他們掌控的權力框架下，腐敗必然隨之滋生。
腐敗形式很多，但最致命的一點就是美色奢侈與沉迷享樂，這種趨勢是止不住的。
必須二三代，而且還是強行督管起來讀書演練的第二三代，天然習慣了這樣的生活，并且每日灌輸國家意識，禮儀規則，才能擁有一定程度的責任心。。
也只有這樣的第二三代，才能止住戰斗力的下滑。
這也是為什么會有“入華夏不從禮，胡無百年之運”的說法總結。
只有生產關系匹配了生產力，才能將掌握復雜的社會體系運轉。
時至今日，燕國的發展，就是建立在社會生產力的突然爆發，而生產關系還未完全扭轉的姿態上。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通常是兩種出路。
一，對外戰爭，輸出矛盾，通過長時間保持戰爭，不斷消耗第一代“入夏貴族”，將他們的權勢與話語消解掉，讓第二代，乃至第三代在戰爭中快速崛起，這樣一來，國家才能有機會找到轉變的方向。
而這個方向的代表，就是北魏。
北魏從代國開始，就一直在打，跟地方打，跟別國打，也跟劉宋打，整個帝國的上層軍事貴族，基本上都處在消耗之中，所有社會矛盾都是累積到了馮太后時期，第二三代開始掌權的時候，才逐漸消解掉。
而第二種就是對內改革，同時鎮壓內亂，將地方貴族下發各地，擔任地方軍事集團長官，用類封建體系，弄出一堆鐵桿莊稼，最終形成一個完善的軍事貴族集團。
代表就是元、明、清三朝，同時也是辛屈現階段的問題。
原因無他，就是早期軍事集團要么太強，要么創業容易，要么對手拉胯。
基本上只要上邊出現兩條，第二種對內改革就是必然會出現的。
因為你打下的地盤需要消化。
元朝采用的是大肆封建，有限集權的行省體系。
明朝是為了整合南北被打爛的土地，用衛所模式，在地方上整理出來了一堆軍事貴族，同時也促進地方生產恢復。
清朝則是元明兩朝的集大成之作，入關之后，十幾萬八旗，拆分到地方，比明朝的衛所還稀碎，讓這些披甲精銳，在地方發生叛亂的頭三天，就能立刻從最近的滿城、綠營快速拉出十幾甲士，幾百兵勇進入平叛，同時還下放權力給行省提督、總督，讓他們可以在叛亂徹底蔓延開之前，全力鎮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