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時，晚朝或于奉天門，或于右順門；永樂時在右順門，宣德后在左順門。
早朝與晚朝的政事安排是這樣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當奏者不須赴晚朝，聽在司理職務，惟通政司達四方奏牘，早晚須朝。”
也就是說，晚朝以奏“警急事”為主，不需要百司都來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進呈的通政司官。
永樂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后事簡……可從容陳論”，命“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晚朝僅奏重事，參加者有限，禮儀也較輕簡，君臣可從容展論，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補充。
但晚朝自英宗即位后長期停廢，景泰及弘治初曾試圖復興，但都維持不久。
所以君主聽政之所，實只有正門早朝，早朝乃等于常朝。
這是明代朝會與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陳奏”，早朝所理之事異常繁碎。
《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門“合奏啟事目”，達184款，除了選舉、盤糧、建言、決囚、開設衙門等大事，以及災異、雨澤、囚數等類奏事項，還有許多像“收買牛支農具”、“追贓不足家屬”之類的雜事。
凡涉及“軍中機密事情及守衛門禁關防等事”，許官旗軍人“徑奏”；民間詞訟，也往往“實封聞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須一一面請，就連守衛皇城官軍搜檢出被盜內府財物，也要引到朝門，由皇帝親自發落。
可謂“煩瀆”至極。
像明代皇帝這樣，親坐朝門，一切庶政，不分輕重大小，樣樣過目親理，這是前所未有的。
而事豈能持久？
但太祖定制又不準，這實際上已埋下了后世朝會走向虛應故事，“名”存而“實”亡的隱機。
特別是宣德以后，早朝決政方面的內容不斷萎縮，上朝不過趨拜行禮，其性質便與大朝、朔望朝沒有太大的區別了。
再次，因為凡事都要請旨，旨不發，則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須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萬機”，與天天坐朝，其實是不同的。
以前朝為例，西漢中期以前的情況不詳，自漢宣帝始實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
制度雖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于便殿辦理公務，接見大臣。一直到三國時期，“五日視朝之儀”仍被視作舊制。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還有“常參”，就是每日朝參。
常參制度后為宋代所繼承。因此，明代的朝會，主要借鑒了唐宋制度。
但每日的朝參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其他官員由“九參”、“六參”降及“四時參”，而“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則朝朔、望而已。”
這顯示了前代朝參的一個基本特點，即官員由其地位不同，朝參日數遞減，并非不加區別，一體見君。
即便漢代，“朝臣”與“非朝臣”之間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書等方面均有體現。
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數京官的義務，從宰輔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雜職，每日接踵趨朝，駢首門下，了無親疏輕重之別。
就連在京“倉場衛分”小官，也“日逐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