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戶方面，明初時期工商業經過多年戰亂和蒙古人的摧殘，元氣沒有恢復，所以匠戶上番服役加上官營手工業的方法是合適的。但到了明朝中期，事實上就沒有真正意義的匠戶了。早在嘉靖四十一年，匠戶就已經不再輪班上番，而是改成征銀，朝廷則以銀雇工。
同樣的道理，軍事裝備的生產和軍事設施的建設，也就從徭役向“稅收雇工”的模式轉變，這也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在江南這種工商業非常繁榮的地方，這種情況更加突出，大量的匠戶轉變成了工商業者，而朝廷的官營手工業則因為缺乏良匠而漸漸衰弱。
綜上所述就會發現，大明的軍事力量原本主要靠兩種人維持，一是必服兵役、多服徭役但理論上免稅的軍戶、匠戶，二是不服兵役、少服徭役、多交稅的民戶。應該說，明初的“納稅”原則還是比較公平的基本屬于“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你要么要么當兵、多干活，要么不當兵但是多交稅。
這種原則同樣適用于明初的官員和士紳與很多現代人道聽途說的“明朝歷史”不同，明朝理論上沒有官紳“免稅”的政策，官紳主要是免徭役，而不是免田賦等稅收。而且，田賦是根據官紳擁有的土地數量來收的，符合“不服徭役就多交稅”的原則。
但是問題在于，后來徭役變成了交錢給官府雇人代服役，成了事實上的“人丁稅”，所以官紳免徭役就給人以“免稅”的錯覺。這也是為何后來雍正搞“官紳一體納糧”，是通過推廣“攤丁入畝”的模式來進行。
由于一部分官員濫用特權，庇護自己的七大姑八大姨通通不服徭役，所以明朝制定了優免的規則，大意就是你處在哪個品級，能免多少，都給你定下來，不能超過。當然，本書前文多次說過，制度這玩意兒執行越久就會越松弛，到最后制度雖然還在，但只在紙面上存在，執行層面約等于無。
再說田賦方面，明初能免稅的僅限于一小撮京官，目的是為了對沖京官微薄的俸祿。它也有限額，免不了多少稅，其性質是用有限的免稅額度來抵扣少發的工資。
后來優免的限額逐漸擴大，到了正德年間，一品官的優免額度是四百畝，萬歷年間就厲害了，免稅額度達到了一萬畝但始終還是有限額的，大部分官紳理論上多少都要交點稅。
當然，像高拱那種“自輔儲至參鈞軸，歷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的，可能達不到交稅的額度，但這種人屬實是少數。畢竟就連高務實，他名下的田產都遠不止萬畝雖然他買的田地都是用來搞新作物試驗的，但超了就是超了，超過的部分也是要交稅的不過他交稅是出于以身垂范的目的，按照當前的環境，他本來也可以有很多方法不交稅。
后世有人考據推算注明朝有功名人士免稅估算及明朝稅收討論，明朝士紳合法免稅的耕地，不到全國耕地總面積的2，這點田地免稅其實不會對明朝財政構成多大沖擊。從明朝的農業稅來看，宣德時期時明朝農業稅大概是2700萬石，萬歷六年時的農業稅大致是2670萬石，跟明初差不多。
但還是那個問題，條文是一套，實際運行又是一套。明代中后期地主士紳的免稅特權被濫用了，限額成了擺設。再加上“拖欠”稅收和詭寄、飛灑、花分、欺隱等各種鉆空子的方法，明朝的官紳事實上不怎么交稅了。不僅有官職和科舉功名的人能免稅，哪怕是沒有任何官職和科舉功名的地方實力派一樣可以免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