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前能再見到兒子，司馬談總算得到一絲安慰。彌留之際的司馬談對司馬遷說“我們的祖先是周朝的太史。遠在上古虞舜、夏禹時就取得過顯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工作。后來衰落了，難道要斷送在我這里嗎你繼為太史，就可以接續我們祖先的事業了。如今天子繼承漢朝千年一統的大業，到泰山封禪，而我不得從行，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以后，你一定會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萬不要忘記我要編寫的論著啊。況且孝，是從侍奉雙親開始的，中間經過事奉君主，最終能夠在社會上立足，揚名于后世，光耀父母，這是孝中最主要的。天下稱頌周公，是說他能夠歌頌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揚周、召的遺風，使人懂得周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劉的功業，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厲王以后，王道衰落，禮樂損壞，孔子研究、整理舊有的文獻典籍，振興被廢棄了
的王道和禮樂。整理詩、書，著作春秋，直到今天，學者們仍以此為法則。從魯哀公獲麟到現在四百多年了，其間由于諸侯兼并混戰，史書丟散、記載中斷。如今漢朝興起，海內統一，賢明君主、忠義臣子的事跡，我作為太史而不予評論記載，中斷了國家的歷史文獻，對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記在心里啊。”司馬遷低下頭流著淚說“小子雖然不聰敏，但是一定把父親編撰歷史的計劃全部完成，不敢有絲毫的缺漏。”
每一個史學家都有一種將歷朝歷代所經歷的大事全都記載在案，流傳，以承文明的決心，誠如司馬談所言，多年來戰亂不休，天下書籍損及慘重，后人不知前人之事，豈能不引以為憾。司馬談將心中的遺憾交付到兒子司馬遷的手里，盼著他做不到，做不好的事，兒子能夠做到。想想太史公后面所受的刑罰，腐刑，即宮刑，若非心里念著著書以傳后世，以令天下人知曉前人之事，他必然不會選擇如此受人唾罵的方式活下來。
沈悠論起此并不掩飾對司馬遷甚至是一代一代的史家們的敬重。
多少太史公何嘗不是肅然起敬
說得不錯，受了宮刑確實為世人所唾棄，可忍辱負重者難道不教是人敬重嗎
恰恰相反，同為記史之人，為免文化斷層，文明流失，他們活著也不是為了自己而活，而是為了世人能夠知道先人之事，從中知是非，明大義。
如果說先前他們聽著司馬遷茍且偷生，心里有幾分輕視，如今聽清其中原由，誰能不敬佩。
死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活著，背負先人的厚望必要將書寫好，才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司馬遷所在的時代，也算是一個“漢之得人，于茲為盛”的漢武盛世，司馬遷得以結識匯聚于長安的天下賢能之士。包括賈誼之孫賈嘉，公孫季功或為公孫弘，樊噲之孫樊他廣，平原君朱建之子，馮唐之子馮遂，田叔少子田仁，梁人壺遂，杜陵蘇建等。這么些人里對司馬遷影響最大的莫過于董仲舒與孔安國。
司馬遷與上大夫壺遂討論文學之時曾說過“我聽董生說周朝王道衰敗廢弛，孔子擔任魯國司寇，諸侯害他，卿大夫阻撓他。孔子知道自己的意見不被采納，政治主張無法實行，便褒貶評定二百四十二年間的是非，作為天下評判是非的標準，貶抑無道的天子，斥責為非的諸侯，聲討亂政的大夫，為使國家政事通達而已”。而縱觀史記可知董仲舒之公羊學對司馬遷的影響主要為其一，公羊家頌揚湯武革命，主張以有道伐無道，成為史記反暴政的思想基礎；其二，公羊家\"尊王攘夷\"，主張\"大一統\"的思想，成為史記貫串全書的主要觀念；其三，公羊家崇讓、尚恥之義是史記褒貶歷史人物的道德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