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鈺作為大順布爾喬亞的代言人，代表整個新興階層的利益，理所當然對士紳地主恨的深沉，恨到骨子里。
但凡土地問題、稅收政策，稍微動一動，他這二十年時間干的很多事，就都是脫褲子放屁了。
可現在呢？
這邊忙著搞對外貿易，轉身就要擔心巨額的白銀流入土地，不得不搞紙幣兌換券，盡量讓熱錢別往土地上流動。
和英國人斗智斗勇耗費五分之一的精力，剩下五分之四的精力全都在和土地斗智斗勇。
他不這么干，就只能學歷史上滿清酋長乾小四了：
乾小四帶頭貪污、受賄、索要、明搶、搞白手套代理人，用各種手段把對外貿易流入的白銀攏到手里，再用戰爭、賑災、修園子等方式花出去。
但那并沒有任何卵用，不涉及根本，只是在修修補補維系小農經濟。換個沒那么有“政治動物”天賦的，立刻就露出原型。
再說，指望皇帝，就跟后世開盲盒似的。
SSR級別的劉徹、李二、朱元璋，幾率太低。
甚至對中華帝國來說，在這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前，當務之急，不是抽中劉徹李二這樣的卡，而是千萬別抽到朱祁鎮趙構這樣的。
不能指望皇帝，劉鈺又沒本事在盛世造反，搞快刀亂麻的暴力土改，那自然是渾身難受。
天天看著士紳，就想著土地收益率、工商業收益率，眼里的士紳地主全都是經濟學的地租符號。
劉鈺已經動用了他幾乎能動用的所有手段。
包括且不限于：
皇帝直屬的特務組織孩兒軍，被用來監督這些海商集團的白銀流向。
搞脫褲子放屁一般的白銀兌換券，盡可能控制每年超過朝廷財政總收入的白銀，不流向不該流向的地方。
反動透頂地站在“永禁齊行叫歇”的這一邊，用壓低人工成本，來換取工商業利潤比地租回報略高，跪求資本去辦手工工場。
動用封建貴族身份和勛貴關系，殺雞儆猴處置將大量海外白銀用于買地的“無罪”大海商。大順律沒有一條律法規定，不能買賣土地。
頂著士大夫士紳戳脊梁骨的罵名，在蘇南地區搞十一稅改革，減輕自耕農負擔，提升土地價格，降低地租收益。
對大庾嶺地區的幾十萬因為商業中心轉移而失業的百姓掩耳盜鈴君子遠庖廚，明知道皇帝可能會選擇武力鎮壓，也不主動提一句“誰開發誰保護”，讓松江府的工商業集團多繳這一份稅財政轉移支付。
默許開發南洋的人口買賣。明知道那就是債務奴隸、契約奴，卻不承認那是奴隸，而說是契約長工，以求降低南洋的開發成本、增加資本回報率，讓資本不流向國內土地而流向南洋。
勾結西洋人，借貸西洋金融資本集團的白銀，并每年支付7%的利息，卻堅決不扶植“民族資本”，不問他們借20%年息的貸款。
每年賠二十多萬兩白銀，在蘇南搞青苗貸，力求降低蘇南地區的放貸收益，從而讓原本無人問津的12%左右的一些工商業，有人開始投資。
頂著違背“米賤傷農”的大義，搞南洋米進口，降低工商業成本，降低地主的實物租收益，變相提升相對的工商業投資回報。
明明是政府這邊的監管者，卻要跟孫子似的，哄孩子似的，哄著這些新興階層，達成“高積累、低分紅”的公司政策。
這一次分紅大會上定下的“高積累、低分紅”的公司政策，他已經用了渾身解數。
搞了鴉片案、教案，封閉英葡商館。
搞了丹麥商館查封加稅。
搞了一兩年的香料貿易斷絕的饑餓營銷。
再配上南洋和印度地區的特殊情況。
用盡渾身解數的結果，就是讓貿易的開門紅，紅的發紫，把利潤率拉到一個極高的程度。
再把極高，變成較高，說是“高積累、低分紅”，實則這個“低”也是相對來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