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這樣，一場戰爭消弭了，大漢邊陲再度恢復了往日的安寧與平靜，漢、金、契丹繼續過以往的日子。然而，有些事情是不可逃避的，至少山陽西北部倒下的數百軍民，流淌的鮮血，深刻地訴說著與過往的不同。
這已經是金國兩年之間第二次對大漢采取退縮與妥協的態度，上一次就是康宗十萬大軍塞上行時，與契丹的和議。
但對金國來說，發生在端拱元年秋冬的這場風波，意義重大，教訓重大。最大的意義就是，讓金王劉金對未來的戰略更加清晰了，對金國的經營也更加冷靜與理智。
首先，劉金明確了一點，乃蠻金國若想成事，首先就要消滅契丹，統一漠北，然后整合草原，再其后方可南下與大漢爭鋒。這是高原之上諸多強大豪杰、部族崛起，成就大業的成功路線，上一個就是契丹的開國之祖耶律阿保機。
其次，在第一點的基礎上，還需要盡量維持與中原帝國的友好，要加強通商往來，從大漢獲取草原稀缺的物資，在帝國保持強盛之時，襲擾犯邊，實在不可取，收益太小，風險太大。
當然，帝國當下的情況來看，想要實現統一漠北的戰略，只怕也會面臨阻礙，大漢換了個皇帝，似乎整個帝國的氣質都跟著改變了。那是一種莫名其妙，但確實有之的變化，劉金雄居漠北，南望帝國，即便隔得甚遠，也能感受到。
于中央帝國而言，消弭了一場明顯耗費巨大且不太必要的戰爭，自然是一件好事，不少此前對征討乃蠻存有異議甚至明確表示反對的朝臣，都不勝欣喜。
同時，圍繞著此事，新一輪的政斗又展開了，這一回牽頭的，乃是徐士廉，他痛批“乃蠻之征”的決策，為莽撞不智、疲軍費糧、勞民傷財、虛耗國力的行為，目標直指策動此事的尚書令向德明。
雖然戰爭消弭于未發之際，但前期的準備可都是來真的，調動的兵馬可以回到駐地，征召的民力方歸鄉里，未發的被服也可以重歸倉庫，然已行之糧草，舉動之間的錢糧資源損耗，卻是基本浪費掉了，五萬軍隊的后勤準備可是極其龐大的，也意味著其中的浪費有多嚴重。
因此，徐士廉的攻訐，并非無的放矢，就事件本身而言，都是言之有物，直指要害。而朝中附議徐士廉的人，也不在少數，就比如左都御史魯宗道，也上表劉文濟，斥為舉措失當、有傷軍國、靡耗民力。
與此前不同，這一回的風波，向德明是從容度過，因為他不是一個人。且不提徐士廉為何對在此事上發起對向德明的聲討，但他與那干朝臣、清流的攻訐意見，卻惹怒了在朝中很少說話，但每一句話都不容忽視的群體樞密系統，或者說實權軍功集團。
對他們而言，他們可以不管行政系統內的斗爭，但你不能把斗爭波及到軍隊。而徐士廉等人，恰恰忽視了這一點，他們的條陳中，很多內容都引起軍隊系統的極大不適。
此番征發未果，的確損耗不小，但若沒有這些損耗，乃蠻金國豈能伏首服軟，其猖獗之勢豈能收斂同時，依那群清流所言，那軍隊的正常調動輪戍、演習訓練，算不算勞民傷財朝廷養著那么多兵馬，打造更新那么多軍械艦船，算不算虛耗國力
于軍隊來說，“馬放南山”是最討厭的事情了，在這方面，也格外敏感。而即便只談決策之事，征討金國也是尚書令與樞密院共同做出的決議，軍爭之事，他們這些將門世家、行伍出身，還不如一干文臣明白
被激怒的軍隊系統是可怕的，其報復也來的迅疾，手段更是直接。駙馬、樂平公、樞密使李繼隆直接拖著病體找皇帝劉文濟，態度決絕，語氣嚴厲，向皇帝表明對徐士廉等人的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