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寧聲濤來說，張連城和江泳博，甚至張耀暉、何征緒等朋友都快樂的多。
張連城工作非常辛苦，甚至需要連續6個時上班帶值班，可休息時他可以愉快的打游戲，通過游戲舒緩神經恢復身心消耗。而且他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性』質的特殊『性』使他保養的非常好，幾乎十年都看不出什么變化，三十大幾的人給人看起來仍然只是哪個才從大學畢業的學生模樣。
張耀暉的情況要特殊一些，他雖然是文科生，大學就讀文科專業，可他的數十份工作中幾乎都是理科『性』質的工作。他的家庭從不給他提要求，也不給他束縛和限制，他在寧聲濤的眼中就好像可以在廣闊的天空任意翱翔，真正的“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到四十歲的時候，張耀暉的活動軌跡涉及了十五個城市以及二三十種不同工作。有些工作他付出多一些，有些工作他付出少一些，他一直不停的選擇和被選擇，一直不停的嘗試，直到最適合他的城市以及工作出現。
在寧聲濤的心中，張耀暉才有真正的“生”“活”。世界那么大，時代給了中國人走出土地依附和家庭依附的機會，中國人的活動范圍歷史上第一次無限擴大，緊跟時代脈搏，伴隨交通發展。之前的中國人口流動和融合，都沒有伴隨著現代交通和通訊的巨大發展，范圍都不可能是無限的。
美國一個研究機構說改革開放以前，中國人的活動范圍平均值是十公里級，1世紀初，中國人的活動范圍平均值上升到千公里級，雖然和美國人的萬公里級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可是短短二三十年，中國人的“世界”就大了千百倍。
有幾類中國人，他們的世界無限的擴大。
一類是傳統的中國農民，他們祖祖輩輩的面朝黃土背朝天，牢牢的和身邊的土地捆綁在一起，過了幾千年的“死”活，僅僅只是證明自己“活著”就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遇到開明時代，日子可以溫飽，卻永遠無法富裕，富裕的都是那些不需要勞動的人。改革開放之后，農民一下子“活”了，是“生”活，他們可以遠離土地去遙遠的地方，去市場資源能夠發揮最大作用的地方產生更大的市場價值。
寧聲濤的岳父離開村里，在0多年的打工日子里去過全國0多個省市自治區。他還見過一個剛滿60歲的農民在公交車上對朋友驕傲的說：“我這輩子呢，也算值了，全國各個省市我只有臺灣和香港沒去過了。去年有個不錯的機會我們工頭帶著我們去了澳門，給一個大型的酒店裝修。那些城里人說什么旅游，恐怕還沒有我去的地方多。北京的機場我們修過跑道、上海的賓館我們修過樓梯、黑龍江的村道我們打過路基、海南的濱海路我們打過堡坎、新疆的高速路我們修過涵洞、云南的鐵路我們打過排水渠……”
第二類是高級知識分子，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后，獲得了更多自由的空間，不再依附于國有企業或者研究機構，他們天南海北的飛，也在全國甚至全世界范圍尋找最適合自己的舞臺。
第三類是商人，他們在改革開放之后，獲得了無限廣闊的發展空間，比起之前的晉、徽、浙、粵或者晉、徽、『潮』、甬“四大商幫”來說，伴隨著商品生產的社會化和工業化，商品交易次數大幅增加、交換種類成倍擴大，新時代的中國商人站在中國經濟騰飛的前沿，將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工人、農民等其他階層創造出來的偉大作品迅速的送到中國甚至外國消費者手中。一方面活躍了商品經濟，在生產和消費之間搭建了多層次多角度的橋梁，另一方面實現了自己的資本積累，逐漸成長為新的富豪階層。
第四類是學生，最初中國人一般是把中學畢業的孩子送去遠方的大學或者國外大學深造。伴隨時代的變化，在中學階段，就出現了不少的孩子遠離父母去遠方求學謀求更好的高考成績，以便未來升入更好的重點大學的現象。當然，在一些特大城市或者中大城市的先富起來的階層，他們甚至不用等著孩子參加高考就在中學階段把孩子送到國外去留洋。以前那種學就在身邊就近入學、中學就在附近鄉鎮或者本縣區市就學大學才可能離開家鄉的情形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