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圣經》其實是一個不斷演化、吸收的文本，這一過程在耶穌殉難之后持續了數百年之久才逐漸趨于穩定，但事實上直到今天，這個過程仍在繼續。
通過考察《圣經》抄本的變化，整理其中的沿革脈絡，來研究歷史，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視角。
說回“正典”，作為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書籍，從語言的角度來說，你可以稱呼你手頭拿著的那一本《圣經》為正典，也可以說是它統指所有《圣經》的一個概念。
而我所說的“正典”是指所有信徒心中信仰的那個介于虛實之間的概念，它既是虛幻的概念，也是所有信徒信仰的凝聚點，會聚了真實存在的無窮神力。
這份力量聚散無常，可能寄宿在任何一本《圣經》中。而實體化的“正典”上一次可以確信的出現正是在君士坦丁堡。
自從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30年建都君士坦丁堡之后，在王權的支持下，這個城市的主教逐漸擁有了僅次于教皇的至高權威。其后更是被稱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新羅馬，及普世牧首”。
神權與神權的爭奪，神權與王權的交鋒，其中的關系十分值得思量。
我在那份道教文獻中令人難以置信地解讀出了關于“正典”的蛛絲馬跡。那是在公元八世紀初，文獻中以極其巧妙的手法隱藏了君士坦丁堡、景教、魔鬼、正典等等關鍵詞。
對了，順便向你提一提景教，請不要嫌棄我的啰里啰嗦。景教的始創人聶斯脫里就曾經出任過君士坦丁堡牧首。雖然他很快因為主張耶穌的人神分離，以及剝奪圣母瑪利亞的神性等等主張被打為異端，最后流落埃及客死他鄉。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景教正是最早進入中國的基督教派，在唐太宗在位的貞觀九年，景教便已入華。一直到因為武宗滅佛被殃及為止，其間的發展頗有幾分成果。
如果那些道教文獻所言非虛的話，結合我過去的研究，我有理由相信，實體化的“正典”曾經通過某種隱秘的渠道在當時是唐玄宗年間的中國出現過。循著這條思路，我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接近“正典”的人。
那些文獻中大部分的內容我都已經解讀。唯有“魔鬼”，我難以理解它的確切含義，這會是一個暗號，還是某種代稱？或者，真的存在字面意義上的魔鬼嗎？我確信這將是揭示“正典”蹤跡的關鍵所在。我正是為了探尋這個秘密而來到了伊斯坦布爾。
多虧了那些人的關系，我即將獲準進入只存在于傳說中的默罕默德二世的圖書館。我相信我可以比較其中的文獻找到我想要的蛛絲馬跡。當然要從那浩如煙海的藏書中找到我想要的東西，這會是一個長期，而且是極其辛苦的工作。我雖然已經有了幾分頭緒，但也可能終我一生一無所獲。
不過，我的孩子，你或許很難理解，我追尋“正典”并非為了信仰，也不是為了尋求那偉岸的神力，對我來說，只是這個工作本身就已經足夠讓我熱血沸騰。
孩子，請不要怪我，實在是因為比起性、食欲等等，求知欲才是人類難于抗拒的終極欲望。我是它的奴隸，我已無法回頭。</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