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千多年前，亞里士多德曾在《動物學》中描述過人這種生物，他認為人類是自然界中最高尚的動物，這是因為人類具有理性和智慧，可以思考、推理、創造和反思。人是一切動物中最出色的動物。
但與此同時，人如果誤入歧途，也是一切禽獸中最惡劣的禽獸。
正確與否可能各有各的見解，但人在思想上和行為上確實常常存在著某種偏差。
在思想上，總有人能提出一種聽了就會讓大部分人都覺得心潮澎湃的字眼或者理念。
公平，正義，誠實，善良，自由，人人生而平等
但何為公平？何為正義？何為自由？何為善良？
落在不同的人身上是否又會有所不同？
而有些時候就像《動物莊園》里說的那樣：“所有動物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動物比其它動物更加平等。”
在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革命老區老法的大革命就面臨著這種理想與現實的錯位。
那群啟蒙主義者堅信理性將主宰整個世界，他們求助于理性，把理性當作一切現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們認為，應當建立理性的國家、理性的社會，應當無情地鏟除一切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東西。
但最終，理性的國家完全破產了。盧梭的社會契約在恐怖時代獲得了實現，而對自己的政治能力喪失了信心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這種恐怖，起初求助于腐敗的督政府，最后則托庇于拿破侖·波拿巴的專制統治。
革命的時代來了！
那么在革命之后，和平到來了嗎？社會變好了嗎？窮人和窮人的孩子的處境，得到改善了嗎？
甚至說有沒有變得更糟？
透過這一點，大致上就能明白為何十九世紀二十世紀的作家們的筆下往往出現反革命的傾向，畢竟作家這個群體，往往最容易產生懷疑，最容易成為道德主義者和人道主義者。
這方面狄更斯算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一方面他不遺余力地在展現當時英國下層民眾們的悲慘生活，另一方面他也是在書中展現了革命對人的摧毀，革命帶來的破壞。
盡管如此，但對所謂“烏托邦”的追求與沖動似乎永遠存在于人性深處，總有人愿意為了理想化的世界前赴后繼地發起堂吉訶德式的沖鋒，甚至愿意犧牲掉個人的自由和權利。
但結果總是事與愿違。
而當封建時代還未結束，資產階級的時代剛剛到來時，在1515年，作為國會議員的托馬斯·莫爾在出訪歐洲的途中，就已經按照水手口述的故事，寫下了《烏托邦》一書。
他在書中寫道：英國農民的苦難來源就是羊吃人，私有制是貧困之源。
在后來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有越來越多的思想家發現工業革命只是讓一小部分人變得富有，他們在城市當中看到了骨瘦如柴卻要早早開始工作的孩童，看到了整日買醉排憂解愁的工人，他們越來越覺得只有全新的社會才能夠拯救人類。
于是他們便如同啟蒙思想家一樣，開始試著另辟一條新路來實現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王國。
有的人只是構想，有的人已經開始試著去實踐，盡管到了最后他們面臨的都是失敗，但確實已經發出了另外一條新路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