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的局勢的演變，劉羨確實認為，起事的時機正在走向成熟。
若將晉室比作一個病人，在司馬炎死后，晉室的病癥已經埋伏在頭部，難以醫治。這階段病灶不顯，病人會時不時地頭暈目眩，繼而導致行動遲緩，手忙腳亂，不過生活還能自理。
而到了司馬遹遇害后，晉室就宣告病入膏肓，無可挽救了。不過這僅是病癥初發，需要臥病在床，若是好好修養，什么都不做，也能茍延殘喘一段時間。
結果到了司馬倫篡位再被殺后，這就好比給頭上狠狠來了一刀，結果不僅沒有治愈頭風，反而加重了病情。眼下病人意識猶存，但近乎偏癱，有一半的手腳已經喪失意識。
可走到現在這一步，無論救還是不救，病大概是拖不下去了，病人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該如何續命，而是做一個抉擇，到底是等病患發作致死好，還是直接安樂死好。死亡的結局已經無法挽回。
而對劉羨來說，只待病人一死，就是他起事的機會了，真正起事的機會。
因此，他此次前來河東，可謂是未雨綢繆，為這個遲來的機會做相應的準備。
由于此事過于重大，故而他一直將其深藏于心，哪怕是身邊最親近的幾個人，他都閉口不談，以免禍從口出。結果相見沒多久，就被眼前這位僅見過三四面的老人戳破了。
可這種戳破并不讓他意外，或者說，當老人將話說出口的時候，他就冥冥中生出一種預感，或許他出生的意義，就是為了有一天能坐在這些老人面前，聆聽他們說這些話。
但劉羨還是不想把這些老人卷進來，道：“薛叔公，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但這件事關系重大，我自有定奪，眼下還是不宜聲張。”
自從確立理想以來，劉羨時時刻刻都在想著復國。可問題在于，他最大的財富，安樂公世子這個身份，同時也是他最大的枷鎖。
百日宴張華示威時，沒有人愿意和劉羨扯上關系。說得好聽，他是顯示朝廷仁德的二王三恪，說得不好聽，他就是朝廷最為提防的前朝余孽。劉羨的一言一行，都勢必遭受到最苛刻的審視，他不能像常人般入仕，不能隨意與士人交流，甚至不能隨意地辭官歸隱，到哪個無人的地方遠游。
劉羨必須時時刻刻出現在朝廷的視線之中，一旦表現出任何對朝廷不滿的傾向，立刻就會被嚴加針對。他成為眼下這樣一個衛道士般的人物，不僅僅是因為母親還有老師的道德教育，也是因為環境對他的必然塑造。
也正是因為同樣的原因，許多和劉羨認識的人，一想到他的身份，就望而生畏，不愿與他深交。許多常人可以說的話，他們也隱瞞不談。愿意進入劉羨幕僚府的士子，更是少之又少。
如今隨著時局的發展，這種對劉羨的限制已經放松了很多，但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這個時候，越要小心才是。
故而他再次強調道：“薛叔公，您都這個年紀了，還是好些安歇吧。”
薛懿明白他的苦衷，在最早得聞劉羨就任夏陽長的時候，他也產生過相同的擔心，因此也長時間不敢與劉羨見面。但在現在，在得知朝廷具體的政局時，他又難免心動了。
老人又對劉羨道：“殿下，我了解您的想法，眼下還沒到正式起事的時候。可您卻決不能，將我們這些老臣排除在外……，當年我們背井離鄉，被司馬昭遷徙至此，距今已經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這是多長的歲月，我都快不記得了，可我依舊覺得短暫，俯仰之間，我就這么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