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之前還覺得實證史學空有名稱的，此時當即就傻眼了：
他們根本沒想到實證史學完善得這么快，直接就確定了具體方法。
而且這個方法聽起來還完全可行，經過驗證的歷史無疑會更可信。
一些精通金石古玩的，已經開始探討著，自家收藏的古物能與哪些史籍印證，踐行多重證據法。
可以說，這個治史方法，一下子把實證史學完善起來。
人人都能用多重證據法，驗證史籍記載。
實證史學在他們的支持下必然大行于世，并且越來越完善。
義理史學的衰落，已經顯而易見，不止是因為皇帝否定這門學問。
那些鉆研了一輩子經史的臣子，對此很難接受，孫奇逢道：
“義理史學雖有錯漏之處，但是其師法《春秋》、明正統、論天理，豈能完全摒棄”
“臣以為可糾正其剪裁史料的過失，但是著史之時，仍舊要以義理為先。”
劉宗周同樣說道：
“《春秋》開篇：元年春，王正月。”
“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
“這同樣是義理，治史當以此為先。”
這個觀點，得到很多人的贊同。他們出于保守，大多認為可以修正義理史學，卻不必完全推翻。
就連朱由檢面對“大一統”這個義理，同樣無法反對。
因為這是中央集權的根基，也是中國能在分裂之后重新整合的依據。
他在仔細思考后，向群臣道：
“所謂義理史學，應該說是史觀。”
“它在論史之時，以綱常義理為先，地位從屬于經學。”
“實證史學，則更注重史料。”
“首先要辨析史料，尋找它的源頭，確定史料真偽。”
“然后再根據史料，得出相應觀點，獨立于經學之外。”
“如此你們說說，史觀和史料，哪一個更重要些”
這種問題，后世都沒有定論。史觀派和史料派，爭論了一百年多年。
在大明同樣如此，支持義理史學的，以春秋大義論證史觀的重要。
支持實證史學的，則抓住義理史學剪裁編造史料的錯誤不放。
朱由檢聽雙方爭論許久，最終下結論道：
“史觀和史料密不可分，無論哪一點都不可或缺。”
“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唯有分辨出真實的史料，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歷史研究要唯真求實，沒有什么禁區。”
這個說法，明顯是說史料更重要，錢謙益等實證史學的支持者，頓時眉開眼笑。
義理史學的支持者剛要繼續爭，便又聽皇帝說道：
“歷史研究是沒有什么禁區的，但是對外傳播，卻要遵守紀律。”
“例如《竹書紀年》，無論是真是偽，它都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有關它的研究，要慎重傳播出去。”
“否則就可能壞了人心，導致天下不穩。”
“這類史書，是不能隨意傳播的，只有翰林院相關人員，方能查閱交流。”
這個說法，得到群臣的一致擁護。
《竹書紀年》對儒家的殺傷力太大了，任何儒家學子都不希望它廣泛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