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仁心行仁事而出惡果，這句話是對王莽政權所進行的變革最精確、最正確的描述。
事實上，在王莽開始變革的時候，天下除了兩個人之外，其余人都沒有覺著不對。
他們都覺著，王莽是做到了古之圣賢所做到了的一切。
其政策包括將土地收歸國有，稱之為“王田”，某種程度上來說，這的確是與后世四五十年代的一項政策十分相似，所以后世也有流傳，說王莽是所謂的穿越者。
但事實上，土地公有制并非是后世才出現的制度。
在秦朝商鞅變法之前，土地一直是公有制，因為那個時候的生產力還很低下，所以必須是讓所有人匯聚在一起耕種勞作，這樣才能夠保證土地不被荒廢。
而等到了商鞅變法時期，因為鐵質農具和牛耕的出現以及擴大使用，生產力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公有制不再適合這個時代了，因此商鞅改為私有制，允許土地自由買賣。
這一方面是因為生產力提高的要求，另外一方面則是因為地主階級出現，并且想要擴大權力、以此來提高社會地位的要求。
無可置疑。
等到那個時期，土地私有制再次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需要以及社會的需求了，因為那個時候人力已經足夠多，所以再次將土地改為公有制。
這是新生國家的需要，也是社會的需求。
可在王莽這個時期的時候，真的有這種需求么？
一組數據其實能夠很快的彰顯出來這個問題。
五千六百萬人。
這個數字很有可能上下浮動，大約可以記成是六千萬人。
依照當時大漢的地盤范圍來看，真的已經到了土地不能夠滿足尋常百姓們的耕種，而必須是要讓土地收歸國有的時候了么？
并沒有。
歷史中適合“公有制”這個改革的時期其實并不多，秦一統天下后，始皇帝時期算是一個，明末算是一個。
他們兩個適合“公有制”改革的原因還大不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
始皇帝時期適合公有制改革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天下的土地大多數被六國貴族所掌握著，實際上黔首手中并沒有多少，而始皇帝若是將土地收歸國有，那么便能夠一定程度上掌控民心。
而依照始皇帝的威嚴，秦國內部的貴族們大概率是不敢造反的。
至于六國貴族？
他們本就是敵人。
而后，只要將土地照常發放，頂多是加一個使用期限，再加上金銀賠償，當時秦一統天下后的混亂狀況很大程度上能夠緩解——最重要的是，將這些土地收歸國有之后，始皇帝、或者說秦王宗室承諾給老秦人的土地便能夠兌現。
穩住基本盤、抓住六國民心。
在這樣的情況下，加上書同文、車同軌等大一統措施，秦很快就能夠將天下安頓下來，之后慢慢的收拾那些隱藏著的六國貴族。
而明末適合推行“公有制”的原因則是因為，這些土地大多數在地主階級手里，土地兼并已經十分嚴重。
更為恐怖的是，這些地主階級實際上是“投降派”。
比如晉商八大家。
比如那些站在朝堂上，看似光明磊落的“眾正盈朝”們。
他們的手中，哪一個沒有兼并數萬、數十萬、甚至數百萬的土地？
將話說回來，此時的大漢是絕對不適合推廣公有制的，原因很簡單——地主階級所兼并的土地還沒有達到一個頂點，他們還在螺旋的上升過程中。
歷史的進程便是這樣。
他們所掌握了大部分的權力，且正處于巔峰時期。
他們對這個世界、對這個王朝依舊是有利的。
大漢的人口還是太少了。
而王莽的其他政策多少也有些“朝前”，或者說是“過于理想化”了。
如今整個大漢最大的地主頭子還是皇帝。
所以，不出意料的，王莽所推行的政策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