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大導演都知道，有大有小，有對比有襯托，史詩感才有真實感。
舞臺上如果全是大人物，觀眾將很難代入和共情，結果就是所有人物情感都飄在天上。
唯有小人物辦大事，換個說法就是屌絲逆襲，才能讓觀眾感覺到爽。
華國古裝大片顯然還沒能把握住這個創作規律，或者說華國古代史官所秉持的英雄史觀，讓史書中的筆觸聚焦于帝王將相，天生就不利于古代小人物的還原。
華國大導演們塑造古代人物，往往會傾向于更多地強調英雄的人性一面，也就是把大人物從高處拽下來，展現他貼近觀眾心理的史書不曾記載的另一面。
前世的《英雄》和《荊軻刺秦王》，都是這種處理方式。
《英雄》里，只有名滿天下的刺客與孤家寡人的秦王，其他百姓、官員和士兵，都是背景墻上顏色不一的裝飾品，濃墨重彩中的暗色和留白。
與此同時，國師又不甘心塑造臉譜化的象征符號，于是變著法子給幾個人物賦予普通人的一面。
最終結果就是無處不在的擰巴，英雄并未因為少許人性變得平易近人，反倒更像是與普通人格格不入的神經病。
《荊軻刺秦王》就更加極端，詩人直接把主角秦王當成一個普通人來詮釋，讓李雪健頂著一臉褶子扮演一個原生家庭問題多多的缺愛孩子。
嚴格意義上，這已經談不上古裝大片了，而是穿著古代戲服的話劇《雷雨》。
兩個大導演忘了，沒有英雄的大時代，還能算是大時代嗎？
而英雄之所以稱其為英雄，不就是他們不隨波逐流，能人所不能么？
何必專注于臆測乃至虛構英雄普通人的一面，為什么不干脆刻畫一個英雄身邊的普通人呢？
一張白紙才好作畫，不是么？
陳一鳴對花木蘭的最初設想，就是塑造一個大時代背景下的平民女將軍。
然而仔細分析過木蘭辭之后，他卻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木蘭只是一個戍卒，離家戍邊十二年，到退伍也只是一個中下級軍官，大戰可能都沒打幾場，主業其實是巡哨站崗。
邊疆衛士的人設其實也不是不能拍，不過放到古代拍的話，大概率會被觀眾怒喊退錢。
陳一鳴不得不絞盡腦汁，重新魔改人設，給木蘭這個小人物添加一些不凡之處。
就像《指環王》里，弗羅多看似廢柴，其實人家有一個好友遍三界的大冒險家爺爺，而這個爺爺，很早就看出了弗羅多的堅韌意志。
還有《天國王朝》中，導演開篇就給小鐵匠安排了一個大騎士野爹，然后果斷讓爹領了便當，給小鐵匠留下爵位和部屬作為攪動風云的本錢。
這個設計不是兩個導演內心有什么貴族思想或是血統論，而是單純讓故事邏輯合理，小人物想要在大時代里留下名字，本就需要奇遇和機緣。
調動觀眾情緒的關鍵，從來都不是懸崖下的武功秘籍，而是小人物主角成長變強的結果，電影由于時長限制，加速這個過程也算情有可原。
于是陳一鳴一通天馬行空的分析，又給自己額外制造了一個難以解決的問題。</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