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撈偏門，是有風險的。
唯有封國租稅，才能給功侯貴戚，帶來無風險的穩定收入。
就好比后世的鐵飯碗——哪怕副業收入再高，鐵飯碗都是絕不能丟掉的。
哪怕鐵飯碗的收入，連副業的稅費都覆蓋不了，那也是鐵飯碗。
是底氣，是保障，更是退路。
出于這么一個在華夏歷史上源遠流長，且受到普遍認同的共識，功侯們在對待各項收入時，也依舊會非常慎重的對待自己的封國租稅。
哪怕很少，也是半點馬虎不得。
這其中，就有一部分極度看重封國租稅，或者說是嚴重依賴租稅過活的徹侯家族，對糧食價格非常敏感，且有嚴重的糧價朝公傾向。
在這些人看來，撈偏門，一來是有風險，二來，也不是什么人都能撈得到——既要膽大心細，還要有一定的能力和手腕。
但封國租稅產出的糧食，卻只需要這些貴族們小小動用一下人脈，小小轉動一下聰明的小腦袋，就能通過操控糧價，而輕松賣出更高，甚至是數以倍計的價錢。
好比現如今，糧價基本被劉榮焊死在了每石三十錢以下，食邑一千戶的徹侯，歲得租稅不過七千石，折價才二十一萬錢；
但在劉榮尚未平抑糧價、尚未官營糧米的短短八年前，同樣的千戶食邑，同樣的七千石租稅，卻能以每石六十錢左右的價格，賣到四十萬錢以上！
更早的太宗皇帝早年，關中糧價普遍在百錢上下，這七千石糧食就是七十萬錢。
孝惠皇帝、呂太后年間，糧價在二百到三百錢之間震蕩，這七千石糧食的價值，便在一百四十萬到兩百一十萬錢之間浮動。
更早的：太祖高皇帝年間，關中米價高達八千錢每石！
食邑千戶的徹侯，得租稅七千石，愣是能賣出五千六百萬的天價！
從開國初，最高的五千六百萬錢，到現如今，劉榮一朝的二十一萬錢——隨著糧價價格的下降，徹侯勛貴們的收入，就這么在不知不覺間，縮水了99%以上。
——五千六百萬錢，百分之一都還有個五十六萬呢！
這個歷史大勢，功侯們顯然無法掌控。
但在劉榮平抑糧價，順帶官營糧米之前，糧價小范圍的波動，卻還在這些功侯們‘可以操作’的范疇之內。
多的不說，原本五十五錢每石的價格，稍稍‘調整’到六十錢左右，對這些功侯而言，甚至都不是需要開口的事兒——負責糧價的官員，自己就能把馬匹拍上。
若是貪婪點，功侯們就聯合起來，稍微動動手指頭，控制一下糧食市場的供應，每石七十錢左右的價格，也不是不能遐想。
雖然這么做，可能招致天子的不滿，但只要別太過火，便也出不了太大的問題。
這也就是說，功侯們在封國租稅收入普遍恒定在‘每戶食邑每年貢獻租稅七石糧食’的前提下，是有能力，也有意愿通過操控糧價，來提高自己的封國租稅實際收益的。
換而言之：當年，劉榮主持平抑糧價事宜，順帶著為官營糧米開了頭，并不只是得罪了養了糧商、投資了糧食市場的一小撮功侯貴戚；
而是觸碰了每一個功侯勛貴，最根本、最核心的利益。
至于功侯們為什么沒有群起而攻之，而只是有一小撮代表人物站出來，和劉榮唱對臺戲，則是一個相對復雜的問題。
一來，是當時的劉榮‘大勢已成’，眼看著就要獲立為儲；
先帝老爺子，儼然是把平抑糧價一事，當成了劉榮能否獲立為儲的最終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