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讓天下人不免生出一種‘陛下果然是仁君，壞的都是底下的官員’的樸素情感。
其次，便是這種情況雖然惡心，但也在某種程度上，意外降低了底層民眾的生存壓力，改善了底層命中的生活環境。
因為貪污腐敗，從來都不是一個概念，而是兩個范疇的東西：貪污，及受賄。
貪污，通常指的是貪墨公款，將本該用于民生民計的專項資金，裝入官員自己的腰包，直接損害底層民眾的利益。
而受賄，則是官商勾結、官官相護，通過利益輸送，來達成規則不允許的目的，間接損害底層民眾的利益。
二者之間最本質的區別，就是前者吃的是公家的錢，后者則是私人之間的利益輸送。
前者對底層民眾的傷害更直接，危害更大、更顯著；
后者對民眾，尤其是底層民眾的傷害多為間接，傷害相對小一些。
而太宗皇帝年間，那堪稱魔幻的形式主義節儉、現實主義貪污腐敗，則是在令人意想不到的角度，讓官員幾乎沒有了‘貪污’的可能。
——貪污的前提，是得有公款，得有專項資金。
但太宗皇帝年間的天下官員，那可是拿自己有多能省公款，來當作自己最重要的政績工程的。
而且，太宗皇帝勤儉質樸，也不單是吃穿用度——在國家層面，太宗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摳門。
什么修橋鋪路，興建建筑的項目，在太宗皇帝這里幾乎不可能被通過。
而這些本該交由官僚系統，用于改善民生民計的專項資金，多半都換了一種形式，直接被太宗皇帝賞賜給了具體的個人，直接交到了底層民眾手中。
這就使的底層民眾生存壓力驟減，生活幸福度驟然增高。
另外，公共項目約等于零，官員幾乎沒有貪污公款的機會，也使的官員收受賄賂，成了高門、貴族之間的利益交換，而不是官員拿著底層民眾的利益，來交換屬于自己的利益。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一個縣，經常有水利、民生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自然也就有相應的大筆公款存在。
在這種情況下，商人、官員行賄當地官僚，才有可能是為了從這些公共項目中分一杯羹，挖國家墻角來中飽私囊。
但一個從來沒有，未來也幾乎不可能有公共項目的縣，商人和官員行賄當地縣令，能出于什么目的
不是謀求升遷，就是請官府行個方便。
相較于前者，這后者對底層民眾的傷害，可以說是忽略不計——至少是無法被直觀感受到的。
再加上這個時代，行賄之風本就盛行，普行價值體系對賄賂本就有著極高的容忍度，就更使的太宗皇帝年間興起的行賄受賄之風，變得愈發不值得一提了。
說到底，對于底層民眾而言，官員能忙著彼此之間蠅營狗茍，而不是整日里琢磨怎么刮食民脂民膏，就已經是了不得的‘吏治清明’了。
于是，憑借個人生活作風，一直延續到行政作風的節儉之風，太宗皇帝意外革新了漢家的吏制，初顯‘在世圣人’的天資。
當然，只靠著節儉，只靠著讓天下官員不貪墨公款，還遠不足以使得一位封建帝王，成為青史少有的千古一帝。
而在劉榮看來，自己這位皇祖父，最值得人敬佩和稱道的，是明明掌握著令人咋舌的超高政治手腕，卻并未將其用于‘勵精圖治’，而是甘愿將自己的所有天賦，都用于為漢家爭取發育時間——甘愿為綠葉、陪襯一事。
后世有這樣一句話：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在如今漢室，或者說是有漢以來的歷代先皇，這句話用在太宗皇帝身上，無疑是最合適不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