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的邏輯，在人口不受控制的草原，卻根本行不通。
跑不掉？
嘿！
你當我馬白喂這么健碩的？
我一刀捅下去，人還沒斷氣，我都能策馬狂奔跑到百八十里外了！
等有人發現尸體，我說不定都從河套北上幕南、西至河西，甚至是跑到漠北去了！
你就查吧。
一查一個不吱聲。
社會關系，犯案動機，也同樣無從查起。
因為不定居，所以游牧民族的生活，除了部族內部會綁定較強外，部族與部族、不同部族的個體之前，往往都是萍水相逢，而且是游牧途中意外偶遇。
再加上游牧與農耕的根本邏輯差異，使得游牧民族在一片區域的人口密度，也遠低于農耕文明下的農民。
農民的田畝往往是阡陌連野，彼此相連于平原，故而聚居為鄉、里。
而游牧之民，哪怕是同一個部族，也可能是幾百戶人家，分散于方圓幾十里的遼闊草場。
一個游牧之民家庭，周圍幾里地都沒有第二戶人家，在草原是稀松尋常的事。
被偶然光顧，期間與人發生爭執，甚至出現命案，多半是直到尸體腐爛發臭，引來禿鷲等食腐動物，才會被察覺。
就像是漢人地界，人跡罕至的深山老林，便有可能發生殺人坑尸，毀尸滅跡的命案。
而草原，就是一片方圓數百上千里，乃至數千上萬里的超大型深山老林。
于是，在華夏農耕文明社會屢試不爽的控制人口流動、降低治理成本，以最小的成本維護社會基本治安的邏輯，在草原上就成為了空談。
草原上的人口流動，就像是鳥類翱翔于天空，不受控制，甚至不受監控。
近乎完全遵循野生動物自然法則的人口流動頻率、范圍，也是的游牧之民的社會運轉邏輯，無限接近最原始的叢林法則。
和自然界的每一種動物一樣——游牧之民之間的關系，往往并不存在恩義、友誼，亦或是仇恨之類。
我比你強，我就肯定會在餓了的時候吃掉你。
我比你弱，我就肯定躲著你走。
強者‘吃’弱者，旁觀者也不會覺得有什么不對。
目睹弱者被強者‘吃’掉，旁觀的弱者也不會兔死狐悲，而是會說：做強者就是好！
我也要努力成為強者，然后吃其他的弱者！
所以，華夏人才會說：蠻夷茹毛飲血，率獸食人。
因為無論是從社會體制、社會運轉邏輯，還是文明根基來看，游牧之民，都和豺狼、虎豹在內的野獸，沒有任何根本性的差異。
非要說有差異，那也就是長了個人的模樣，會說人的語言，會制造工具。
等于說是人形態的高級野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