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馬邑-河套雙向戰役基本塵埃落定，時間，也終于來到了天子榮新元二年。
按照往常慣例，新君即立后的新元元年初，會舉行新君一朝的首次大計。
就好比八年前，即太宗孝文皇帝后元七年夏六月，太宗皇帝駕崩；
短短四個月后的孝景皇帝元年，長安朝堂便舉行了孝景皇帝一朝的首次大計。
而在此之前的太宗皇帝后元七年初——即太宗皇帝駕崩之日的八個月前，長安朝堂才剛進行太宗皇帝一朝的第十次大計。
換而言之，孝景皇帝天子啟元年的大計，是漢家那兩年內的接連第二次大計。
到了劉榮即位，情況卻有所不同。
——在孝景皇帝元年的第一次大計之后，孝景皇帝一朝的第二次大計，便是到了孝景四年。
第三次，便該是孝景七年。
但在這個位面，漢孝景皇帝劉啟，駕崩于孝景六年秋。
所以，原本應該在孝景皇帝七年初，舉行的孝景一朝第三次大計，便理應被替換成同一時間，即天子榮新元元年初的新君首次大計。
可當時的狀況，稍微有些特殊。
——孝景皇帝尸骨未寒，匈奴人就跑來訛詐，并被劉榮強硬回絕！
而后，便是一場朝那之戰，讓整個長安朝堂都心系北墻，劉榮也就沒了大計的心思；
專注于北墻戰事的長安朝堂，更沒了主持大計的精力。
本該在去年進行的大計被延遲，今年，也就是劉榮新元二年初，總該是補上了？
無奈今年和去年一樣——北墻戰事未休，長安朝堂，無暇他顧。
對于自己這一朝的首次大計一而再、再而三的推遲，劉榮其實是有些無奈的。
大計，是這個時代，長安朝堂中央針對地方郡縣——尤其是山高皇帝遠的關東地方郡縣，少有的審查、監督手段。
每三年一次的大計，以烏紗帽，乃至于項上人頭為標的物，來警醒著每一位郡縣主官：無論做什么喪盡天良的事，都千萬別過火！
若不然，你就算是有上蒼庇佑，也最多最多只能蹦跶三年。
等到了下一次大計，你那些丑事兒在長安一揚，那你可就是泥巴掉褲襠——不是屎，也是屎（死）了。
當然了，大計存在的意義，絕不僅僅是敦促地方郡縣：不要做出太過分的壞事；
甚至哪怕一點壞事都不做，僅僅只是好事做少了、政績不達標，官員依舊有可能在大計中，迎來不利于自己的政治生涯轉折。
準確的說，大計，是長安朝堂唯一一個能根據事實、根據政績，來對地方郡縣做出獎懲平叛，以及職務調用的渠道。
沒有大計，長安朝堂就無法得到地方郡縣第一手的狀況，更無法做出針對性的調整。
而漢家上一次大計，是在先孝景皇帝四年；
掰著指頭算，今年，即天子榮新元二年年初，已經是上次大計之后的第四年了。
再拖，等到了明年，那就是時隔五年的大計……
“皇帝，還是再同朝中公卿商議商議，實在不行，就在開春之時，補上這一年的大計吧。”
“——本該去年就舉行的大計，拖到今年，已然是有所不妥。”
“再拖一年，真要是讓關東鬧出什么亂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