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賓四先生，我的這部《南明史》這本書是在三一年開始編寫，四四年秋完成了初稿。”
錢海岳的回答，讓錢穆陷入了沉思，這個時間就決定了這本書的定性和風格，就像當年他編寫《國史大綱》時的那種，當年抗戰絕望到錢穆寫出了國史大綱。在抗戰最艱難的時候，人們一度以為是亡國之戰，這種絕望的情緒彌漫在各行各業。身為史學家錢穆出于民族責任感，廢寢忘食地完成了一部華夏通史。
“當年抗戰如火如荼、民族危在旦夕。賓四先生曾立誓，“要撰寫一部中國通史，講述華夏文明的滄桑與偉大，讓子孫后代不忘先人創業，永著民族精神。”，海岳不才，當年，不敢與先生相比，但心境卻與先生相同。”
其實就是一種可能亡國的心態去書寫的史書，只不過錢穆書寫《國史大綱》是為了文明的傳承，是要為子孫后代留下一部華夏通史，是為了復國。
當年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面對節節敗退的現實，大家早已經不抱任何希望了。當時樂觀的人已經在想著再造華夏，在想著亡國之后的復國大計了。
在即將亡國的危難之際，錢穆先生開始著手編寫《國史大綱》。跟古代其他人希望借著修史而青史留名不同，他編寫《國史大綱》的時候完全沒有想過青史留名的事情，他想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寫下這本國人自己寫的最后一本史書。希望能借由《國史大綱》激發出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能夠復興華夏，完成復國大業。
而錢海岳的《南明史》更多的是一種感傷，面對天下滅亡時傷感與不舍，也正因如此，他才會掰著手指頭給“明朔”按天往后延，就像在那個絕望的時代，每天睜開眼睛，國家仍在抵抗慶幸，國家仍在，但是明天是什么樣子？沒有人知道。
其實，他們兩個人的心態都是相同的。只有經歷過那種絕望的人們才能會和他們產生這樣的精神共鳴。
聽著錢海岳的回答，錢穆點頭，說道：
“我明白了，若是有幸，希望能夠為你的《南明史》作序。”
這天，錢海岳和錢穆兩個人聊了很長時間，直到中午用餐時，兩人仍然在餐廳里，一邊用著簡單的餐點，一邊聊著，聊著歷史，聊著國學，當然也聊到了西洋文化與華夏文化的融合。
當然，這也是新亞書院的辦學目標——錢穆一心想將西洋文化融入華夏文化，辦一所特殊的國學大學；而國學院則要辦一個普通的國學大學。
雖然辦學理念不同，但是兩所學校仍然有著他們共同點，就是傳承，在這片地上傳承著華夏文明。
就像這片土地上的人們一樣，他們來到這里，在這里繁衍生息，他們將會在這片土地上生活下去，并且在這里傳播著華夏文明。
文明將會在這里交匯融化合。
就這樣，兩人不知道聊了多久，在即將分別時，看著繁華的街道，錢穆感嘆道：
“當年編寫《國史大綱》，我以為國要亡了，想的是傳承，想的是要把我們的文明傳承下去讓，讓后代知道原來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還有著如此輝煌的歷史和燦爛的文化。后來，我們贏了，國家危亡的局面結束了，雖然……但現在，我們要做的是傳播，把華夏文明在這片土地上傳播下來……”
傳承與傳播雖然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兩者的含意卻是截然不同的，尤其是在那種特殊的情況之下。
“是啊，我們唐人之所以是唐人，就是因為我們的文化！”
“確實……”
將視線投向遠處的海報，盯著海報看了一會，錢穆說道：
“無論我們唐人身在何處，無論相隔多遠，共同的文化把我們的血脈相連，我想，這也正是我們來到這里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