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在支持撣邦的問題上，曼谷從來都是非常積極的，除了將繳獲的大量蘇制武器移交給撣邦自由軍之外，甚至還向撣邦移交了三十幾架飛機，其中還有6架當年繳獲的米格15戰斗機。從而幫助撣邦建立了空軍。
面對詢問，李毅安并沒有立即回答，而是叼著雪茄煙踱著步子，最后又緩緩走到窗邊，往窗外凝視了一會，良久后，才說道。
“這是將來的事情，暫時不需要考慮那么多，我們對撣邦的政策非常簡單，通過開發貸款幫助當地擺脫貧困，讓他們加入南洋的“雁行模式”，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令其擺脫貧困。”
“雁行模式”是李毅安借鑒另一個世界的日本經驗，所采取的經濟發展模式。
雖然現在不過才59年，但是南洋在亞洲，尤其是東南亞的地位就是巨無霸的存在。
而“雁行模式”就是南洋根據東南亞情況，更準確的來說，是“友邦”的情況制定的發展計劃。
在這個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完成工業化的南洋，既有先進技術，而且工業發達，資金雄厚，居東亞經濟發展的領頭雁地位；馬來亞、棉蘭老、泗水、九州、韓國、暹羅、港島以及灣島，就是其中的第二梯隊以及第三梯隊。
南洋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劣勢的產業轉移到這些地區，比如勞動密集型的服裝、紡織，鞋類玩具等產品，當然未來還會有高污染的重化工產業。
而南洋的這種產業轉移以及對這些地區加工組裝型產業的投資，不僅順應了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這些國家和地區也成為南洋出口工業制成品和中間品的吸水池。
而這些國家和地區之中，未來會分化成有比較先進的技術，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企業——比如馬來亞、棉蘭老、泗水、九州、韓國等。得益于儒家的傳統，這些地區是高度重視教育的，他們扮演雁身的角色。
而從農業起步向發展出口型工業方向邁進的國家——比如暹羅、撣邦，甚至還有南越、菲律賓，他們都屬第三層次，有資源、勞動力，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他們充當雁尾的角色。
其實說，說白了。
南洋的“雁行模式”本質上還是一個割韭菜模式，所需要利用的是唐人文化圈的智力資源，以及其它文化圈的勞動力資源。
最終，在他們的共同作用下，南洋人才能夠過得更好，這個世界從來都是如此，無論如何偽裝，如何扣以高大上的名義，身為老大哥總是需要割韭菜的，割韭菜是為了自己過的更好，當然自己過得好了，才能適當的反哺小兄弟，只不過割韭菜的方式和模式不同罷了。
南洋采用的模式與美國的模式有些相似，在但在另一方面，又借鑒了日本的“雁行模式”，或者說，更接近“雁行模式”，畢竟，與美國的西歐小兄弟不同，南洋的小兄弟都是一群窮兄弟，相比之下“雁行模式”更適應這些小兄弟。
而與日本在另一個世界不同的是，作為領頭雁的南洋，從一開始，就在李毅安的設計下，通過直接投資、金融資源掌握等方式，充分確保了“領頭雁”的核心地位。
既確保“群雁”不至于失控制。
在另一個世界，日本失去“領頭雁”地位，本質上不是因為東大的挑戰，而是因為“群雁”的失控——日本的國際影響力，決定了他不可能達成經濟政治上的雙重控制。
當時東南亞作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基地和市場，日本只掌握其經濟，但對政治上的影響力，卻微乎其微！
東南亞各國在政治上受美國的掌控，日本同樣也是如此。
而當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時，日本非但無法挽救東南亞經濟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難保，使國內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對東南亞直接投資也明顯下降。
其結果，直到二十一世紀，也沒有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合作體系，更無法組成亞洲經濟共同體來與“西歐經濟圈”和“北美經濟圈”相抗衡。
而這也是后來，“群雁”失控的原因所在。
而李毅安一直致力于建成的，就是是“南洋經濟圈”，這個經濟圈的第一個前提，就是確保在經濟上控制，政治上影響。
如果能夠構成這個東亞經濟圈的話，那么東亞在未來就會成為既美歐之后的世界第三個中心，它的國民生產總值將會超過美國以及歐洲的任何一方。
這并不是狂想，而是未來發展的現實。甚至在另一個世界，為什么美國在東亞采用離岸平衡等策略去挑唆東亞各國的矛盾，其核心原因就是因為東亞經濟圈的經濟總量，遠超過北美經濟圈和西歐經濟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