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有三點，首先就是這套圖冊本身的重要性，它反映了清代乾隆時期景德制瓷的詳細工藝，也是最全的一套工藝圖說，比王致誠的那一套還要多一幅。
王致誠的是畫卷，寬度只有半米，長度七米，換成單幅差不多一幅圖的畫面是三十五乘以五十厘米，屬于手卷范圍大小。
而周至手里這二十幅卻是設色標準掛軸大小，一百三十六厘米乘以六十八厘米，每張畫的畫幅比王致誠卷的每一張大了差不多六倍，能夠容納的場景和細節，自然就更加豐富。
第二點需要確認的就是這幅畫到底是丁觀鵬，孫佑，周鯤的原作，還是三人原作送到景德以后，由唐英指示當地窯工重繪的復制品。
這一點也很重要，如果是丁觀鵬，孫佑，周鯤的原作，那這些畫就能夠和唐岱，郎世寧，張宗蒼的作品齊名，而且孫佑畫作的發現，還能夠填補這位乾隆時期宮庭畫家沒有作品傳世的遺憾。
第三點就是文史價值了，根據清宮檔案的記錄，這二十幅圖是在乾隆八年四月，由內府交給督唐英的，隨之一起的還有乾隆的一道旨意，要求他“按每張圖上所畫是何技業，詳細寫來，話要文些，其每篇字數要均勻，或多十數字，或少十數字亦可，其取土之山與取料取水之處皆寫明地名，再將此圖二十幅按陶冶先后次序編明送來，欽此。”
唐英接旨后編寫了《陶冶圖說》一文，于五月送進宮中。
但是在王致誠卷上繪制的的陶器制作工藝與《陶冶圖說》一文中所描述的細節有些出入，因此關于港島海事博物館的王致誠卷《陶冶圖卷》的真偽問題，就存在一些爭議。
至少目前在故宮出版的所有介紹清代畫家的書籍上，依舊只說了乾隆的《十駿圖》是王致誠署名的唯一作品，雖然《陶冶圖卷》上有“臣王致誠恭繪”的字樣，各種研究文章上卻還沒有最后認可。
幾位老爺子已經大體鑒定過，當然還需要周至最后修復完成后再次鑒定，但已經基本認為這二十幅畫都是真跡。
因此他們非常希望可以在這些畫作上發現可以佐證王致誠《陶冶圖卷》的細節來。
這就導致了周至不得不先把這二十幅畫作修復起來。
好在糧站環境好，幾乎就是四季恒溫，空間也大，二樓一般還空著，修復條件非常適合，周至直接在這里釘出了大工作臺，用于這方面的工作。
按照啟老的意思是要抓緊，因此周至只好先從與《陶冶圖卷》畫意重復的那些修起。
《陶冶圖卷》繪制了七個陶藝工坊角落的工作場景，有幾個場景繪制了多種工藝，因此一共畫了十一道工藝。
現在周至修復的《采石制泥》，《圓器拉坯》，《揀選青料》，《蘸釉吹釉》，《圓器青花》五幅或作已經上墻，只等著干燥后進入補續工序，剩下的也在進度當中，有些已經完成揭裱。
生活變得忙碌但有序，對于周至來說，就已經算是回到了假期該有的樣子。
每天早起，帶著麥小苗去騎馬練劍，現在多了李一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