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語言學，這的確是一個最大的問題，但就如周至所說的，直到現在，大家都還是習慣在田野考察當中用一套音標來記錄文字的讀音和聲調。
當然這套音標相對普通話的拼音會復雜許多，甚至比保留中古音聲韻的最多的粵語都應該還要多。
后世在關于粵語和國語間，在某段時間里突然冒出來一個“正統之爭”，很多北方人認為粵語不可能是古時候的“正宗漢語”，因為粵地地處偏僻，所以粵人在當時只能算中原以外的“外國人”，因此他們說話肯定就如外國人說中國話那樣別扭，留下來的語音肯定和唐宋當時的長安、陜西地區的語言大相徑庭。
這種說法看是有道理，其實屬于自由心證之類的猜測，而研究文史問題，最大的弊端就在于“自由心證”。
關于粵語的起源，主要有兩個傳說，一個是源自北方中原的雅言說，一個是源自楚國的楚語說，但是漢代至唐宋，中原漢人源源不斷地遷徙嶺南，促進了粵語的發展和定型。
尤其是永嘉之亂和兩宋滅亡，讓粵省發生了三次移民的浪潮，北方中原語言不斷對本地語言沖擊，來自中原一帶“衣冠望族”的士民，逐漸左右了嶺南地區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方向，促進了粵語的發展。
到了宋代，粵語成為一種既對應中古漢語發音又有部分獨立詞匯的語言，與現代的粵方言相差無幾，已經奠定了現代粵方言的基礎。
同時它在定型之后的元明清三朝，受中原的影響突然變小。元朝蒙古人遷都至位于燕云十六州內的大都，并以當地話作為官話推廣，導致中原語言與中古漢語的差別在不停變大，而當時的中原語言急劇地向bj官話方向發展，最顯著的特征就是入聲的迅速消失，同時又出現了不屬于“平上去入”傳統四聲的輕聲聲調，這一變化一直保留到了今天的普通話里，而已經定型的粵語則未受元朝影響而獨立發展。
到了明清時代，中原官話韻尾進一步消失，又有吉其兮的聲母被完全顎音化成jqx聲母。
而這些在不少方言里都有保留。而綜合起來看，粵語是南方方言里面保留中古漢語成分較多的一種，其中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它較為完整地保留了中古漢語普遍存在的入聲，而更關鍵的證據，就是粵語的聲母、韻母、聲調，與宋代官方韻書《廣韻》，高度吻合。
清代學者陳澧甚至認為廣州方言的音調合于隋唐韻書《切韻》，認為“千余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州，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而南懷瑾也認為粵語是唐代國語。
這并非說粵語有多么了不起，也不是說元朝以后的官話有多糟糕，更不是說復雜的聲韻體系的語言就越高級，簡單聲韻體系的語言就越低級。
相反，語言從簡到繁，再從繁到簡，本來就是一個正常的規律。
即便是粵語，港島的粵語就出現了許多“懶音”的讀法，就是對傳統粵語的一種簡化。
所以這本來就是一個語言流變的學術問題，最后竟然可以演變成后世地域間所用語言的“優劣”之爭，實在叫周至覺得有些無語。
其實真正純粹的學者眼里看來，這個問題就很簡單，如果你要研究元明清的官話，那就不用研究粵語，然而如果你要研究宋代以前的官修聲韻，那毫無疑問，粵語雖然難以對應元朝和元朝以后的近古漢語發音，但卻能對應宋朝《廣韻》的發音，是研究中古漢語最好的“標本”。
然后《廣韻》又是從唐朝《切韻》發展而來，故而對于研究唐韻也有極大的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