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在曹丕的繼任者，魏明帝曹叡繼位之后，經過曹家兩代人恢復經濟的努力，曹魏政府終
于有了足夠的底氣宣布徹底恢復五銖錢，并從此一直延續到晉朝也不曾更改。
可是，由于曹魏五銖錢的質量低下，與南邊主要出土的蜀漢政權的五銖錢相比簡直可以說得上粗制濫造，很大程度上被人懷疑是前朝貨幣的殘留。而曹魏政權本身可能并不曾新鑄幣。這種貨幣的信用力也就值得人懷疑。
所以，即使在官方已經恢復了貨幣流通的時期，曹魏內部依舊保持了長久的以布帛谷物等實物代替貨幣的風氣。
某種意義上來說，這是蜀漢政權，諸葛亮的經濟政策之所以可以實施的一個前提。
劉備的眼神銳利起來，在聽見身邊謀士名字的時候，自然露出了一個欣慰的笑。
他果然沒有看錯人，孔明確實是他足以托付江山幼子的人選。
而被主公夸贊著的謀臣亦是凝眸，原先壓抑的情緒此刻還有著幾分的殘留，但是作為謀士，他確實可以，并且理當做到迅速進入思考的狀態。
這實打實的是一個向未來的自己進行學習的機會。
周瑜帶著幾分可惜地哎了一聲“我原本聽見那曹子桓都南征了，會先講我們的。”
但是看看別人家的經驗，不論是好是壞，對他們來說也都是值得品味學習的機會，倒也不算完全的失望。
蜀漢政權的經濟基礎，實話實說，無論是和北方的曹魏政權還是東邊的孫吳政權都不太一樣。
曹魏政權是很中國傳統風味的農業社會，它在前面對于貨幣經濟的不夠重視乃至于手足無措固然是它經濟上的不足，但在傳統的小農經濟方面，它早在建安元年就開始堅持屯田制，并在國家發展早期充分發揮出了巨大的優勢。
它一方面穩定了原本流離失所的流民，增加了糧食的生產，促進了農業經濟的恢復，而另一方面保證了軍隊軍糧的供應，提高并保持住了士兵的戰斗力，體現著一種儒家傳統寓兵于農的思想。
等到后期屯田制不斷衰敗，與百姓之間的分成日益苛刻，豪強地主搶奪屯田土地，百姓在屯田的同時還失去了免服兵役的特權，曹魏政權也就隨之步步走向衰亡。
而東吳政權，它坐擁著我國兩大重要的產糧基地江漢平原和長江下游平原。盡管三國時期南方經濟還未得到徹底開發，氣候也明顯偏冷，其農業生產的潛力與能力也不容小覷。
它本質上也就自然而然的是個農業社會。
雖然又因為鄰海且水系發達的原因，其商品經濟的發展也步入轉型階段，與海外諸國包括日本朝鮮印度古羅馬等地進行著海上經濟交流，但這些都只是東吳統治者重要的商稅來源，而不是國家的根本。
但對于蜀漢，事情就不太一樣了。因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它的立國之基才是實打實的，純粹的商業。
這主要是受限于它自身的地理條件以及古代的農業技術問題成都平原固然是享譽千年的“天府之國”
，而以劉備、諸葛亮為首的蜀漢統治者也不曾放棄過農業建設，開展過包括更新農具，禁止釀酒等法令措施，試圖保證國內的糧食生產。
但是四川盆地，除了成都平原這一塊地勢平坦的沃土以外，尚且存在著大量崎嶇不平的崇山峻嶺，在沒掌握較為完善的梯田技術之前，確實難以開發。
而蜀漢的人口，又因為羌亂、黃巾起義、劉璋時期巴蜀豪族和“東州人”的內戰、劉備奪取益州之戰、曹操征漢中遷走民眾、蜀漢時期堅定的南征北伐等行動而不斷減少。
沒有足夠的勞動力人口，再肥沃的土地，在尚未進入工業化時代利用機器解放人力的前提下，都沒辦法完全發揮其農業價值。
蜀漢也就因此沒辦法成為一個完全的農業社會，在這樣的危機之下，蜀漢政權也就需要發揮一些劉家人祖傳的靈活變通，另找一條出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