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之前說過，漢文帝劉恒信奉的是黃老學說，對經濟政策的認識基本就是輕徭薄賦，藏富于民，節儉清凈，不多擾民。
這樣的經濟政策雖然促進了民間經濟的恢復，但客觀來看制約了國家財富的積累。
劉恒在位期間，大量減免賦稅、開山川關澤、開地方鑄幣之禁，對工商業的發展相當的寬容，自文帝十三年起，甚至除去了田地租稅。
至后六年旱災、蝗災之時，國家的財富就已經相當窘迫，到了幾次三番下令要求裁員，允許百姓賣爵位以換取財富的地步了。
漢初朝臣們看著天幕上文帝的所作所為，就算是實際上對經濟政策并不熟悉且敏感的他們，在天幕這樣直白而簡潔的論述中，也琢磨明白了弊端在哪里。
“一味的減免賦稅，使得自己的收入減少，又沒有新的收入來源，國庫當然會越來越窮的啊”
蕭何看著那一句除去田地租稅，感覺自己有一口氣始終喘不上來，以至于有點眩暈的迷糊。
這得是多少的錢糧啊不落入國家的口袋里，白白便宜了誰呢
考察文帝這些經濟政策，最大的受益者其實并不是文帝治下的百姓，而是富商豪強們。
文帝的輕稅制度，主要針對的是土地的收稅，卻還保留了大量的人頭稅，比如說口賦、算賦、戶芻等等，形成了一種以人頭稅為主的收稅方式。
漢初的經濟形勢，是少量的富商豪強占據了大量的土地，這種很明顯有利于他們的收稅方式，使得他們明明占有著很大的資產卻只需要交很少的稅收。而普通百姓們，卻依舊被繁雜的人頭稅所困擾。
借用荀況的話來說，這就叫做“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強也”。
文帝意圖“屈國”，哪怕國庫空缺也要愛護百姓，結果卻并沒有完全落實到百姓的頭上，使百姓的負擔大大減輕，反而“資豪強”，加速了社會的貧富分化。
同時，文帝弛山澤之禁、開關津之阻、任民冶鑄，客觀上確實促進了農業、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卻也使得大量冶鑄者得以興風作浪。
前兩者的開放使得可以使用大批奴隸辛苦為其勞作的大工商業主紛紛進駐市場，反而壓制了普通樵民和小商人以攫取財富。
而后者的開放，參與的門檻更高，只有少量的大鑄造業主和諸侯王得以獲利，且獲利極多吳王劉濞也正是在這樣的政策下得以光明正大地累積起足以免除封國賦稅的巨大財富的。
在古代是農業社會這樣的先行條件下，在文帝一朝因為過于寬松的經濟制度，竟然形成了商人富貴而農民貧賤這樣重末輕本的危險狀況。
社會上出現了“素封”這種集體他們不是列侯封君，卻擁有著遠超平民的財富，“歲萬息二千，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再加上文帝時期對于土地政策、吏治管理的輕視，他們便大肆兼并土地，為禍鄉里，嚴重加劇了社會矛盾。
所以等到劉啟上臺，他還沒來得及對親爹的經濟政策有所大改，就不得不扛起親爹遺留下來的大山，硬著頭皮用一個足夠空虛的國庫去平定七國之亂了。
雖然我們不能因此過多責怪劉恒，但從這個角度來看，也不怪有些學者一反傳統文帝比景帝能耐的論點，駁斥道如果不是劉啟這個親兒子給劉恒填上了大坑，漢文帝的名聲肯定會下降幾個檔次了。
劉恒有點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