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一早,愛立就陪著鐸勻到郵局里，買了四十一張郵票，倆人考慮到,可能對方處境窘迫，連一張郵票都很難湊到,索性就往每封信里，都塞了一張郵票。
還有一張單獨的郵票,貼在了寄給謝鏡清的信上。
等把信寄出去,樊鐸勻又給姐姐的婆婆匯了一百塊錢過去，這是姐姐在信里提前和他說好的，讓他如果寄錢的話，就寄給她婆婆,讓她婆婆轉交給謝鏡清。
免得錢最后到不了當事人手上。
從郵局里出來，愛立望著頭頂的陽光，忽然就想起來在青市的時候，和謝鏡清見面的那一次,輕聲和鐸勻道“當時他佯裝成京市工業局的同志,來見我的時候,看著還挺年輕，我當時還猜測,他這個樣子，再為國家工作一十年，都是沒有問題的。”
現在斷了腿，能不能活著離開京市，都是個問題。
生的時候，還可以談論恨不恨的問題，現在這個人可能即將喪命,愛立心里只剩下唏噓了。
她沒有提名，沒有提姓的，可是樊鐸勻一聽就明白，她說的是誰，和她道“他本來身體確實很好，他們那時候的醫學生，都很講究強健自己的體魄，不然值夜班或碰到大手術的時候，熬不下來。”
緩了一會，又補充道“三叔底子在那里，稍微喘息一會兒，就能恢復過來。”
沈愛立忽然出聲問道“真的可以嗎一個斷過腿的人，真得還能恢復到原來嗎”
一個壞了的心，還能恢復到原來嗎
她的眼睛里有一絲茫然，其實從乍然聽到謝鏡清斷腿的消息，這件事就一直在她的腦海里盤踞著，她不知道自己是為謝鏡清的遭遇，還是為這件駭人聽聞的事件本身，而覺得驚詫和灰心。
一個在公共衛生領域，有過杰出貢獻的研究者，因為思想上的分歧，而被一群人活生生地打斷了腿
他所經歷的刑罰，讓沈愛立想想，都覺得不寒而栗。
她的茫然既是對事件本身，也是對這個時代。政治的狂熱，難道就能泯滅一個人的善心和良心嗎這個疑問，早在劉葆樑和她師傅被押在批判臺上的時候，就在她的腦子里閃現過，但是很快，一波又一波的高壓和狂飆，將她的疑問壓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人在艱難的時代里人如何自保和生存
樊鐸勻溫聲道“會的，他是謝家的兒子，他的哥哥是謝振，他的意志力理應像軍人一樣堅毅。”這話，樊鐸勻不知道是說給愛立聽，還是說給自己聽
謝家對他和姐姐一直多有關照，遠的不說，就是前次他在海南出事，謝三叔不僅親自去醫院過問他的病情，還在他回漢城以后，給他寄了許多藥材。
謝三叔落難，于情于理，他都該伸手幫忙。但是除了錢，他想不出來，自己還能做什么
直到愛立說出了“寫信”兩個字。
這時候，重要的不是信的內容，而是寄信這件事本身。
一周以后，這封信到了何姐手里，何姐給謝鏡清送飯的時候，帶了過來。一進病房門就笑吟吟地道“鏡清，今天有封你的信，你肯定猜不到是誰寄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