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兩個都趕著離開內閣那么有前途的地方，去涼州那等苦寒之地忍受風吹日曬和艱苦的環境，圖什么啊？
就是那種莫名其妙的理由嗎？
他們怎么想也不能理解這兩人的理由，總覺得這樣做很傻逼。
人是不能互相理解的，人與人之間的快樂也不相通。
所謂我見諸君如傻逼，諸君見我應如是。
在這個大家互相把對方當傻逼的時代，能做到嘴上相互尊重對方的想法，不開口閉口就是罵人的話，就已經很難得了。
諸葛亮和司馬懿嘗試著互相理解，并且互相認同，互相不把對方當傻逼，已經可謂是知己的典范。
這場酒宴之后的第二天，司馬懿被郭鵬喊去了勤政殿書房，然后出來，收拾收拾行李。
當天下午，司馬懿就得到自己被調往涼州敦煌郡廣至縣當縣長的調令，責令五日內準備好，啟程赴任。
兩人有一天的時間差，所以諸葛亮先出發，然后在洛陽城西的驛站里等到了之后趕來的司馬懿。
之后，兩人攜手共進，一路上品味人間最美的風景，看著來來往往的行人，一起踏上了前往帝國邊陲的征途。
那必然是遙遠且偉大的征途。
而同一時刻，郭某人又在洛陽城內給自己的臣子們下達了一項新的任務。
修史。
修《后漢書》。
這其實不是郭某人自己想到的，郭某人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還沒想到要修史書。
只是蔡邕閑來無事，某一日上表給郭鵬，希望郭鵬可以對他開放宮廷內收藏史料的場所，他想用余下的生命修一部關于東漢帝國的史書。
他想為東漢帝國收尸，全了自己最后一個念想，給他所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那些人做傳，記錄他們所經歷的所發生的事情。
于是郭某人才想到了修史的事情。
其實也不怪他，準確的說，這一時期，直到數百年后，史書的重要性和政治意義并沒有為人所重視。
且直到隋唐以前，修史書都不是官方組織的事情，都是私人行為，歷朝歷代官方并沒有想過專門派一群人給前朝修史。
包括《史記》在內，最開始的名字叫《太史公書》，是司馬遷的私修史書。
更早的孔子所修魯國史書《春秋》、無名氏所修《戰國策》還有《竹書紀年》等等都是一個性質的私修史書。
東漢時期，班固兄妹聯手修了《漢書》。
漢末三國時期，有諸國官僚士人私著的《魏略》、《三國志》、《英雄記》、《魏書》、《吳書》等私修史書。
到南北朝時期，包括《后漢書》、《華陽國志》等等，也是私修史書。
當時的政府官方沒有這方面的意識。
也不認為史書具備隋唐之后所普遍認知的可以給上一個朝代蓋棺定論并且宣布自家政權合法性的政治意義。
最開始禁止私修史書的人是隋文帝楊堅，不過隋朝國祚短，沒有能貫徹落實。
到了唐朝也沒明令禁止，但是設置了專門修史書的國史館。
從那以后被認同的所謂正史絕大部分都是官方下令組織修訂，為了給上一個朝代蓋棺定論并且宣揚自家政權合法性了。
這種史書就被稱作正史，當然除了滿清之外，也沒有真的嚴厲禁止私人修史，不過一律稱之為野史罷了。
于是滿清只好流行起了打打擦邊球的考據學。
而眼下，修史只是一群社會精英出于個人的某種目的或者志向而進行的行為，和官方沒什么太大關系。
對蔡邕來說，想給東漢帝國收尸是一回事，自己閑極無聊也是一回事，并且想著和司馬遷還有班固兄妹比肩也是一回事。
他也想給后世留下一點重要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