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不上高就，除了在村里當會計，我現在只是一個待業青年，和王老板你們沒法比。”南易謙虛的說著，又對冼耀昶說道：“耀昶叔，你們有事就先去忙，我在這里吃口飯。”
“我們還真有事，那，南易，你在這吃著，我們先走了，賬不用結，我和這里的老板熟，掛我賬上。”
“好，那我就不客氣了。”
雙方別過，南易找了一張大桌子，讓陳鳴鏑幾個人坐下跟自己一塊吃。
王萬科和冼耀昶走出飯館后，王萬科很快就問道：“耀昶，剛才那個南易真在你們村當會計？”
“當什么會計啊，他一年就沒幾天在村里呆著。”
“那怎么還叫他南會計？”
“別人我不會說，老王，我們一起做生意很久了，我也就不瞞你。不要小看南易，他77年來文昌圍插隊，幾個月的時間就參與到村里的重大決策，然后村里就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你看現在外面還有人在倒什么電子表、麥克鏡，覺得很時髦的生意，其實那都是我們文昌圍玩剩下的。”
“怎么，你們文昌圍很早就倒電子表了？”王萬科詫異的問道。
“很早，具體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村里的小人物，村里的大事也沒資格參與。我最早參與村里的生意，還得是那年《追捕》上映的時候，村里開著大卡車，從南邊往北邊一路賣蛤蟆鏡、杜丘風衣。
你也知道，路上不太平，村里需要人手一路押送，我跟著其中一路出發，八天時間，還沒到長江，一車貨就賣完了。
那個苦啊，八天打了十幾架，我胳膊上這個坑，就是那時候留下的，吃了人家一鋤頭，挖去了我一塊肉。”
冼耀昶說著，還撩起袖子，亮了亮他靠近肘關節的一個凹陷。
“村里也就做了這么一趟不正經的生意，之后，就辦上了集體企業，年年有分紅拿，也鼓勵大家出門做生意。老王，我們能走到一起合伙做買賣，我也是問過村里的意見的。”
“不是吧，你自己做生意，還得村里點頭么？”
“那倒不用，可我自己哪里有這么多本錢囤苞米，大頭還是村里出的，也可以說，我這個生意，村里其實占了大頭。該怎么做，得村里拿主意，得他南易拿主意。”
王萬科聽冼耀昶這么一說，很快就勾勒出一個文昌圍軍師的南易形象。
由點及面，從冼耀昶身上，王萬科早就知道文昌圍的特殊。
倒個玉米，冼耀昶會把每個環節拆解開來，讓每一步都變得合法，讓自己的生意變得正規，而且，還會主動去稅務所納稅，該交多少就是多少，一分都不躲。
可他也會直接找稅務所的工作人員問一個傻問題——我怎么能在合法的前提下少交稅？
學過經濟學的王萬科知道，冼耀昶要的其實是“合理避稅”。
當別人在踩鋼絲，不是刀架在脖子上根本想不起來要交稅的當下，冼耀昶很明顯是一個異類。
可王萬科卻從冼耀昶嘴里得知，依法納稅這是村里三令五申強調的，誰敢逃稅，不用等稅務所找上門，村里先把人給辦了。
王萬科很清楚一家企業能給社會帶來什么，解決就業、商品流通、貨幣流通這些都是潛移默化的，而對國家來說，稅收才是最直觀和立竿見影的。
隱隱的，王萬科模糊的感覺到，文昌圍在孕育的不是踩在灰色地帶的投機商人，不是踐踏政策漏洞的倒爺，而是企業家，真正于國有利的企業家。
原來，王萬科就覺得文昌圍有能人，看來這個能人得印證在這個南易身上。
“有意思，下次親近親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