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明代的斗牛服為蟒形、魚尾、頭雙角向下彎曲如牛角狀，一般授予三品以上的官員。郭大靖升任副將，則是從二品的武官。
“萬歲英明。”王承恩終于出言，表示了對崇禎的恭維和稱贊。
崇禎也覺得自己很英明，施恩于臣子，彰顯自己賞罰分明，不使功臣寒心，又激勵其他文官武將。
“東江軍屢次獲勝，犀利火器功不可沒。”崇禎的目光移到桌案角上的奏疏上，沉聲說道“朕意已決，聘請葡人制造槍炮，裝備我大明軍隊。”
寧遠之戰后，紅夷大炮便開始被明廷重視，特別是徐光啟屢次上疏，明廷開始購買火炮，并聘請澳門的葡人技師和教官。
但在這個過程中，朝堂上的保守文官給引進先進火器的進程增添了很大的阻力。
比如儒學宗師劉宗周、黃道周等人，那可是正人君子的典范，在朝在野都有很大的號召力，連皇帝也不得不顧及到社會輿論。
這些儒學大師互相吹捧，似乎只要重用他們，就會天下賢人聚集，大明中興指日可待。
這些儒學宗師是有學問，但在軍事上卻啥也不是，他們不但提不出“隆中對”這樣的戰略規劃，還開歷史倒車，反對引進紅夷大炮等武器。
他們的軍政理念的核心就是修心、修德，認為只要崇禎皇帝仿效堯舜，大明就萬事大吉，搞定農民起義和建虜都是小事一樁。
至于火器，劉宗周等人認為那是細枝末節，并不是戰爭的決定性因素。
“臣聞用兵之道，太上湯武之仁義，其次桓文之節制，下此非所論矣”“今日不待人而恃器，國威所以愈頓也”“火器終無益于成敗之數”。
劉宗周之流不僅反對制造紅夷大炮，還大力反對引進葡萄牙炮手學習軍事技術，主張驅除所有的傳教士，將其“放還本國，以永絕異端之根。”
崇禎皇帝雖然保留了葡人技師來制造火炮，卻不得不給劉宗周等人面子，沒有雇傭葡萄牙炮兵升級明軍的火炮技術。
但東江軍用實戰證明，先進火器在戰爭中確實能起到決定勝負的作用，這讓崇禎又有了心理變化。
王承恩眨巴眨巴眼睛，終是沒有說出心中的疑惑。
東江鎮就聘請了西夷技師，也能夠制造火炮，只要資金和人力充足，并不需要朝廷再去做同樣的事情。
但崇禎這樣做，顯然有他的想法和理由，應該還是擔心毛文龍難以節制，不想在這火器制造上太過依賴。
對于文官和武將的態度，也決定了崇禎暫時不會把給予袁崇煥的大權收回或削弱。
封建王朝就是那樣，不要求你的才能最高，本事最強，首先考慮的是不是對皇權構成威脅。
就是你有通天的本事，皇帝覺得你不夠忠君，覺得你可能會危及到他的龍椅，那也不會放權使用的。
其實，這也是從古至今大多數團體的用人標準差不多。有本事是其一，還要聽話，那才是領導喜歡的，會提拔重用的。
郭大靖有本事，他也很聽話。盡管這種聽話，和低三下四，和諂媚逢迎，沒有什么關系。
而且，聽話也要看對象，看對錯。如果不對，郭大靖也不會盲從，哪怕是皇帝，或者是毛文龍，也是一樣。
此時，剛剛回到大連的郭大靖，正與先期返回的毛文龍，以及軍情司的幾位首腦進行著軍議。
鎮江堡被攻下，毛文龍便先期坐船回了皮島。在皮島只待了一天，又趕回了大連。
毛文龍并不是急著和妾室相聚，而是對“勤王”行動下定了最后的決心。
鎮江堡一役，他看到了東江軍的戰力，看到了郭大靖的指揮水平。由此而信心大增，甩掉了最后的一點顧慮。
同時，此次作戰應該也達到了預期的目的，那就是向建虜顯示了東江軍有攻城拔寨的能力，必然會在軍事布署上作出調整。
軍事布署并不僅僅是現在的，還包括了繞道入關的人馬，以及留守老巢的兵力。
說白了，建虜不敢傾巢而出，繞道入關的兵力就相對減少，更利于“勤王”行動的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