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完父親的話，王延喆終于明白，這場斗爭并不是父親要掀起，而是皇帝逼迫之下的無奈之舉。
父親要做給皇帝看，證明自己不是和誰一黨，證明自己只聽皇帝的話而已。
然而王延喆的疑惑并未就此消散，反而愈演愈烈，遂再問：“既然如此，那爹你為何要趕走張璁，而不是趕走不同意大禮議而于陛下相持不下的部曹？
我記得當初先帝病逝，陛下入繼大統之時，你還寫過一首詩，云：‘周邦雖舊命維新，歷盡冰霜快值春。天上真人方出震，海濱大老定來臣。奸回已報都從，風俗何憂未盡淳……從此寰區無一事，朝廷尤望任惟賢。’
在大禮議之時，你又寫《尊號考》、《昭穆對》支持陛下，這豈不是與張璁等人共同看法？
既然如此，您要是和張璁他們聯手，勝算豈不是更大？又何必在此時，冒著被圣人怪罪的危險，前去得罪張永嘉？這與你素來求穩之心，顯然多有不合呀！”
王鏊因為祖上商人出身，所以一直身上帶著商人的某些習慣，比如投機、怯懦，又因為是儒士出身，故而異常在意羽毛，因此他還自撰《治懼》、《治怒》二緘告誡自己。
在王鏊的為官一生中，前期一直踐行著《論語·憲問》中“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以及《孟子·盡心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主張。
然而這些東西，并不能給他的仕途帶來便利，反而讓他親眼見證了，師、友仕途受阻，直在此時他的商人習慣就此擴散，投機鉆營成了他的仕途手段，因此他也曾盡力阿附喜歡受賄的徐溥，達到仕途高進。
付出就有回報，在弘治初期到弘治中晚期，他仕途一路高歌猛進，一改之前的舉步維艱，甚至直入內閣。
正當他大展拳腳，準備匡扶圣君，中興大明的時候，該死不死的劉瑾，就在這個時候冒了出來，打破了他一切政治希望。
劉瑾的剛愎自用，不聽他人勸諫，又加上蠱惑君王，倒行逆施，使得王鏊一忍再忍，最后爆發，但奈何皇帝不聽，使得王鏊政治熱情煙消云散，最后只能被迫選擇致仕還鄉。
可沒想到，命運給他開了個大玩笑，他前腳回家，后腳楊一清、谷大用等人聯合就把劉瑾弄死。
后來又爆發劉六劉七事，而且愈演愈烈，皇帝荒唐的行為也越來越多，這個時候久居鄉野的王鏊，那顆士大夫憂國憂民之心又開始發作，懷念在朝堂匡扶君王的時候。
由是正德七年時，便寫下了《偶成三首》表達自己想要重回朝堂之心，然而事情就是這般天不遂人愿，但凡舉薦他的人，先后涉入政治斗爭，全部先后致仕，大家對于王鏊這個人也就逐漸忽視。
等他聽到朱厚照死，朱厚熜登基的時候，他一沒有像張太后、夏皇后哪般傷心，而沒有像楊廷和那樣忙中出錯，三沒有像宦官那樣惶惶不可終日，反而還若有興致的寫起詩詞。
稱朱厚熜為“天上真主”，自己這些被打擊的老臣，是國之干臣云云。
但是這些問題都無傷大雅，一不會給名聲帶來太大污染，二也不會得罪皇帝。
可如今的行為，分明就是與往日行為背道而馳，這叫王延喆如何能夠理解？
張璁是大禮議急先鋒，是皇帝打擊舊黨一員猛將，也正是有了張璁鍥而不舍，對反對大禮窮追猛打，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人，跟風上去痛打落水狗。
而且張璁更是國之干臣，度田之事深得皇帝之心，可以說張璁雖不在政務院，但其寵信則猶有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