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歷來是不下雪的。
凍得狠了，也最多是鉆心蝕骨的冷，像是要將你骨架子剜出來，再潑上一盆冰涼的冷水。
這種凍法在南方是很常見的，它教你整個人都蜷縮起來，直不起身骨。
天上不下雪，甚至云層后還掛著太陽。
但若是一旦下雪，那寒意卻會比從前透骨千百倍。
在我的記憶里，上海的冬天沒有下過多少場雪。最多是細小的雪花從天上飄下來，飄一半，化了，融在雨里，又多一層的寒涼來。
唯獨1931年2月14號那場雪，半個巴掌大的雪花攜裹著冰粒從天上狠狠砸下來，鋪天蓋地，教人沒有一絲的退路。
我與紀先生相識于1931年。
風雪太大，電車停駛，整片上海幾乎陷入癱瘓。大雪壓垮了許多電力設施，路面積起半指厚的雪，大街上趕著去上班的人頂著寒風面面相覷。
大多家里都燃著火爐，喝著燙口的茶水。我見過凍死的人，那是在兩三年前的北平，雪下得比上海還大，有無數人從不同的地方逃往北平來，又渾渾噩噩凍死在大街上。
那段時間，我每天都能在街上看見躺著的人。有的人走得體面些，被帶去草草埋了；有的沒有地兒了，就用破草席子一卷，隨便丟到哪個荒郊野嶺去。
心冷得像塊冰。
可老人常說，凍死的人臨死前，渾身都是暖洋洋的。
家里只在北平呆了兩個月，在春天來臨前搬離了那里。后來在回上海的路上，母親舊疾發作，離我而去，我在這天地間，終于成了孑身一人。
我曾以為看過了那些死別，我能很坦然地面對生死。直到母親下葬那日，我才恍惚覺得，我從前有些過于高估了自己。
而當我清晨出門，再次看到面朝雪地砸進去的紀先生時，我選擇帶他回去。
一整片白皚皚的雪地，只躺了他一個人。衣衫單薄，后頸青紫，我并不知道他是誰，但這并不能阻止我招呼來仆人，給他蓋好衣衫往院中抬。
這世道，早就沒人能獨善其身了。
我看不見他的臉，只能看見他穿著破破爛爛的衣衫，整個埋在了雪地里。我總覺得我該救他，哪怕是救不過來，也要試一試，總不能給自己心底再留塊疤。
尚哥想說，救不活了，我們找個地方，給人埋了吧。
但他看見我站在風雪里的背影，愣是沒說出一句話來。
我吩咐仆人將紀先生抬去偏房，燒水，燒了一大盆。尚哥怕我一激動自己上手了，先我一步進房門，門窗緊閉，點燃火爐，將凍得僵硬的紀先生丟進熱水盆里，泡了整整一個時辰。
仆人們進進出出，我站在門口看著，天上的云層很厚，看不見有沒有太陽。
風很大，老枯樹已經吹斷了好幾株、雪也很大，填滿了院里的噴泉水池，溢出來，跌落在地面上，又摞起來，似乎能把所有污濁都掩埋個干凈。
雪越下越大，像是要把從前沒有下下來的雪一并下個干凈。
慶幸的是，我從老天爺的手里搶回了紀先生。
而他的眼神，幽深，死寂，比這一場暴雪還要冰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