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為當時的人對于“下海”的看法是負面的，當朱士聰提到“下海”這個詞語時，會感到吃驚，也會表現出不屑。
此前李衛東承包服裝廠，雖然也算是一種經商行為，但畢竟還是在國企的體系下做事情。
可“下海”就不同了，那是脫離國企的體系，自己經營工商業，這跟當個體戶的性質是一樣的，只是規模大小的區別。
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的時候，國企和事業單位的正式人員，“下海”有兩種方式，一種是直接辭職，一種是辦一個“停薪留職”，絕大多數人都會選擇后者。
選擇停薪留職，一來是可以給自己留一條后路，萬一“下海”失敗，被海浪一巴掌拍回在沙灘上，也可以回原單位繼續上班，大不了就是仕途受到一些影響，但不至于失去飯碗餓肚子。
選擇停薪留職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保留一個單位的身份，這在八十年代更是尤為重要。
八十年代的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鄙視鏈。
比如城市戶口可以鄙視農村戶口；比如國企職工可以鄙視集體企業職工；再比如有正式工人可以鄙視臨時工；當然還有就是有工作單位的人鄙視個體戶。
在這一套鄙視體系下，一個國企干部的身份，顯然是站在各種鄙視鏈最頂端的。有這么一個身份，在很多事情上都會享有特權，這一點對于現代人來說是很難理解的。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出差住賓館，這時候如果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么絕大多數的賓館都會對你笑臉相迎；而如果你沒有這個國企的工作證，只拿一個身份證的話，很有可能被賓館當成閑雜人等拒之門外。
再比如，坐火車遇到臨時檢查行李，這時候你掏出一個國企的工作證，那么臨時檢查可能就能省掉，或者只是簡單的檢查一下。可如果沒有這個工作證，你可能就要面臨更加仔細的檢查，張德歪瓜裂棗的遭遇搜身都有可能。
還有遇到公安部門嚴打的時候，交警部門設卡查車的時候，一張國企工作中都能省去很多的麻煩，至少不用遭到長時間的盤問。
甚至遇到了車匪路霸，國企的職工也要比普通老百姓受優待。有些聰明的車費路霸擔心受到打擊，也會對國企職工網開一面。
因為國企職工身上帶著的可能是公款，公款被搶的話，那相關部門肯定會有所行動，嚴重的話會在附近幾個村挨家挨戶盤問。
而普通老百姓的錢被搶，結果大概就是賊人跑了，抓不到了。
更何況運輸公司的工作證，還跟其他國企的工作證不同。作為交通運輸系統的企業，運輸公司的工作證在交通出行方面是有福利的。
比如你沒有買到去某地的火車票，完全可以刷運輸公司的工作證進檢票口，大不了就是上了車沒有位置坐，就當買了站票了。
2000年以前，買火車票可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某年春晚有個小品，叫《有事您說話》，其中有個橋段就是說買火車票，要扛著被子穿著軍大衣，大半夜的去排隊，這樣才能買到火車票。
對于沒有門路的人而言，所以僅僅一個刷工作證上火車的福利，便已經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基于這種種好處，李衛東并沒有直接辭職，而是決定辦一個停薪留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