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學西漸、西學東漸，和大部分文化交流一樣，都必然有個問題：既有精華的交流，也有糟粕的交流，有時候又是精華和糟粕混雜一起的。
有句話叫想要某某，就會得到某某的一切，大抵也是差不多的。
徐圭和蔣友仁關于大順這邊特殊的天主教的討論，便是如此。
不能說全是爛的，有些事朝廷不管，自會有人管。反動并不一定全是壞的，只是個中性的描述詞。
均田歸公之類的口號又不是第一次喊，連北派的儒家都有很多人試圖恢復井田制，折中下來也是能井則井、不能井則均。
然而朝廷又不管，也無力管，這自然就給一些人留下了可乘之機。
天主教不經過華夏特色的魔改，很難傳播開。畢竟華夏不是文化荒漠般的美洲和黑非洲，是有非常燦爛且深厚的本土文化的，激烈碰撞之后的妥協，當然會搞出許多奇葩的東西。
往回退是必然失敗的。
但歷史是不容假設的。
每一次簡單的幾個字可以總結的歷史經驗教訓，在大順這種人口體量下能被記錄為經驗教訓、此路不通的，估計至少也得波及幾百萬人口、死個大幾十萬人。
尋常一州一縣幾萬人規模起義的事，根本連上史書的資格都沒有。
問題就擺在這，朝廷想解決，理論上也不是不能解決。
但現實就是既沒有錢、也沒有能力、更沒有手段解決。
況且嶺南這事還不是簡單的、非常傳統的單純的土地問題。而是新時代之下所出現的特有問題，之前是幾乎沒有過的。
類似的情況在中國大地上也上演過一次，海運興起導致的西域衰落，但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且并不是之前統治的核心區，最終的結果也就是西域的價值下降，明王朝對西域的興趣不是太大了，已然是標準的賠錢貨了。
這一次卻發生在王朝的核心區，嶺南如今當然是核心地區。而且還不只是農民問題，更牽扯到幾十萬因為貿易路線變更而失業的非農業人口。
這些問題，蔣友仁和徐圭都不知道，他們沒有這樣的視角，也沒有去做一次社會調查。
蔣友仁只是試探著說出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徐圭也對此非常支持，認為若以澳門為基地，在這里培養一些唐人傳教士深入內地，的確是個好辦法。
西洋人的模樣會招致警惕，官府也容易出手抓住。不是每個地方，都能發展成多明我會在福建那般，當地百姓挖地窖誓死保護傳教士的。
而這個想法的前提，恰恰就是澳門不能被大順收回，繼續作為一個窩點，遠遠不斷地對內部進行侵蝕影響。
蔣友仁的視角里，澳門問題，關乎耶穌基督在大順的未來。
自然，在經歷了這一次被香山縣令訓斥之后，蔣友仁擔心恐怕澳門不保。
是以，他覺得，無論如何，這一次最好的可能，也就是徹底和鴉片販子、人口貿易割裂，只要能保住澳門，那些都是可以、或者說理應拋棄的。
保住澳門，是最高優先級。
這一點，他和澳門的議事會、軍頭、教會等，無可非議地達成了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