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友仁在澳門這段時間，受到的這三個沖擊，可以說是大順的特殊性導致的。
而他受的第四個沖擊，就和大順的關系不是很大了。
得賴到他們耶穌會自己身上。
從利瑪竇開始，就一直試圖把借用華夏古文里上帝的概念。
即便后續被教廷禁止了，但是耶穌會這邊還是一直試圖這么辦，并且一直在嘗試和儒家辯經，從耶教那一套來解釋上帝、太極、氣、理的概念。
這當然對蔣友仁也產生了影響，他本就是耶穌會的人，又是專門來中國的，而且還是在大順明令禁教之后來中國的，對這一套東西可謂是相當熟悉。
在前三個思想上的沖擊產生之后，某日夜讀《尚書》，讀到湯誓一文，念到“予惟聞汝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的時候，猛然一悟。
隨即翻閱《舊約》，“百姓在埃及受的苦，我實在看見了；他們因監工的轄制所發出的哀嚎，我也聽到了。我下來，正是要救他們脫離苦難的……”
翻完《尚書》，就看《舊約》，加上耶穌會內部一直以來對上帝這個漢語詞匯的解讀，讓蔣友仁的腦子里一陣漿糊。
腦子里下意識地想到的，就是《易》里面的詞：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本身從利瑪竇時候開始，就在爭奪上帝這個詞。而一旦按照利瑪竇以及后續的耶穌會教士這么理解，那么，這里面就有問題了。
出埃及，和湯武革命，是否都是一個意思？
只是在巴別塔讓各地語言不通之后，產生的不同版本？
而精神內核，其實是一致的？
故事可以不一樣，但只要精神內核一致。
圣經本身，舊約中的一些故事，是否只是一種現實政治的隱喻？
夏桀不憂念民眾、舍棄稼穡，奪農功之業，以斂財貨，勞遏民力。于是商湯見夏氏有罪，聽從上帝旨意，不敢不正。
這和出埃及相較。
是否其精神內核，可以認為，湯武革命、出埃及記，都是受壓迫者按照上帝的命令進行的一場革命？
能對著《尚書》、《易經》把《圣經》理解成這樣，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異端了，而是異端到可以直接上火刑架然后挫骨揚灰的水平了。
歪到天際、飛到天外去了。
蔣友仁對那天晚上猛然冒出的這個想法，自己把自己嚇得好幾天沒睡著覺。
可他內心的想法，又實在不敢跟別人說。
這種話，沒法說，這已經不是耶穌會上帝、祭祖祭孔這么簡單了，而是簡直要讓自己精神崩潰信仰崩塌的可怕想法。
翻來覆去睡不著，越想越迷糊，便多看書。
看了一堆先秦古籍，蔣友仁從墨家的“兼愛”中，又堅定了諸多他內心已經萌芽的種子。
在先秦古籍中的兼愛，是功利的，目的性非常明確，兼相愛、交相利，通過彼此的愛，達到彼此得利的目的。
而耶穌會的這些會士，一方面儒家經典看得多，一方面本身就反對墨家的那種愛，是以蔣友仁在這其中尋找他所理解的愛，與先秦異端的愛之間的異同。
看了半天，只覺得，他們耶穌會理解的愛，和先秦異端的愛，最大的不同，便是他們的愛，是無償的、沒有功利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