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從運河口鎮，運到鄱陽湖。
而實際上，鄱陽湖才是大順的茶葉中心。
除了福建的武夷茶外，兩湖江西等地的茶葉，也是在鄱陽湖地區加工——除了西歐貿易，還有蒙古雪山等國內貿易所需的茶磚，以及俄國貿易所需的茶磚。而且西歐那邊也不是只喝武夷茶，要在這里配兩湖地區的其余茶貨。
這里的加工中心長年累月，也有技術優勢，北上南下都方便，所以這里成為了加工中心。
然后，去西歐的茶，在鄱陽湖分包，轉贛江、過南昌、到贛州。
到了贛州后，沿章水到大余，走旱路，經挑夫挑著過大庾嶺商路，去韶州，再經北江到廣州。
單單對西歐出口的茶葉一項，靠此吃飯的挑夫，就有五萬余人。
這五萬人肯定也得養家糊口，稍微折算一下，就相當于至少二十萬人的生計。
伴隨著劉鈺上臺主持貿易，貿易中心北移松江府，茶葉運輸路線自然而然也就發生了改變。
在劉鈺牽頭下，商會和貿易公司領頭，以股份制的形式，開辟了一條新商路，修了運河和道路，連通了閩北和閩江，直接到福州。
從福州裝船后北上松江府。
朝廷當然不會出這筆錢，商賈們沒有人牽頭也不可能搞股份制基建。
但是，這個基建投資是有利可圖的。
茶葉省去了極大的運費。
大順這邊又搞外貿半壟斷，并沒有因為運費降低就內卷降價出口的情況，單單是省出來的運費，兩年就夠把投資的成本收回了。
既然能走運河和新商路去閩江，誰還挑著走那么遠去廣州呢？
僅僅茶葉貿易的路線轉移，就影響了男女老少一二十萬人的生計，其余的瓷器生絲糧食等，又要影響多少人呢？
這當然并不是他因此就可以販賣鴉片的理由。劉鈺聽他一說大庾嶺商路，內心唯一感慨的，便是“都是百萬漕工，終究這關乎京城漕米的漕工，和嶺南邊陲的漕工，不是一回事啊”。
至少，朝廷對此可是不甚在意。
可能是，朝廷算了算，覺得真要是這些人起事，鎮壓一番殺了，其實比安置他們要省錢的多。
這個走私販子的這些話，并不能引起劉鈺對他的絲毫同情，只是讓劉鈺意識到，嶺南問題也該提前布置一下。
京城在華北；經濟重心在江南。即便廢了大運河，華北和江南地區也是緊密聯系的。
嶺南地區的定位，又該是什么？才能保證南北之間的緊密聯系？又不至使之快速衰落？
這個時代不可能有香港了。
要不要，通過朝廷的力量進行調控干預，將廣州定位成“溝通本土和南洋的中轉地、南洋米貿易的集散地”？最起碼，容納一些無地的失業人口做工。
還是說，保持原計劃不變，仍舊通過國家干預，將所有的經濟上的重要地位都讓給松江府，包括南洋米集散和糧食期貨等貿易，仍舊集中于松江府，搞出一個金融中心和工業中心地位？
想了想朝廷對諸如糧食期貨之類的新事物的態度，以及皇帝豬圈養豬的心態，劉鈺略作猶豫后，還是狠下心來。
心道：嶺南百姓的命運，還是自發去下南洋吧。不衰敗窮困，哪有動力自發下南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