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儒生能產生“若孔孟為主將、來征日本我們該怎么辦”的疑惑，是因為本身就有這種疑惑，所以才問。如果沒有這種疑惑，當然就不會問。
而且本身大順也確確實實沒割地，對馬和隱歧島，那是為了名教之德“以直報怨”，割給琉球了，恰好是琉球割讓北方五島的兩倍時間。
不管事后琉球是否“主動”交給大順代管，反正大順是沒割日本的地。
開埠那是租地，給租子的。本身長崎就有唐人町，這也算不得啥大事。開埠是為了提高日本的米價，改善武士儒生和農民的生活；開埠是為了讓日本的百姓得到充足的貨物。這都是很仁義的。
蝦夷按劉鈺所說，那是羅剎國南侵，日本根本沒能力攘夷，大順作為天朝，是有義務去攘真正的夷狄的。
這種疑惑，可以說是自遣唐使以來、至明中晚期宋儒之學開始在日本擴張所引起的思想大混亂的體現。
而劉鈺的詭辯和借題發揮，只是把這種思想大混亂引爆的導火索。
從明末開始，日本儒生涌現出了三種不同的思想。
這不是說朱子學還是古儒學的爭端，那爭端，實際上是打著先秦旗號想往前走的、和打著宋儒之學想往后退的爭端，牽扯的還是經濟問題。
這里說的三種思想，是關于華夷問題的。
一派認為，自己就是夷狄，就該努力學習中華文化，恨不能生在中華。
一派則認為，日本自己也可以叫中華，只要符合禮、符合比周邊民族先進、有藩屬朝貢體系，那么中原可以叫中華，日本也可以叫中華。
中華是個文化概念，只要儒學守禮就是中華，和地理沒有任何關系，稱呼中華的時候應該改為地名如震旦、支與那。中華是中國的自稱，在日本，中華就是日本的自稱。
還有一派則認為，日本才是中華，中國根本就不是中華正統。
因為日本國萬世一系，在降生的那一天，就是按照天道的禮儀所定型的。儒家禮法，是天地大道，殊途同歸，日本產生儒家大義的時候，可比周公孔孟早多了。
日本之所以多用漢文，因為文字這東西日本原來也有，只是孝德天皇大化改新的時候，把日本的典籍“悉數為灰”了，所以導致現在看不到日本古文字書寫的典籍了。
要是能看到的話會驚奇的發現，其實古代日本也有文字，而且也寫了自己的儒家經典，和周公孔孟之道殊途同歸。
可惜因為孝德天皇大化改新、全面唐化，都燒沒了。
前兩派還是在儒家天下觀的范疇內閃轉騰挪，最多也就是“僭越稱兩華”，也沒離譜到第三派這種糅合怪的程度。
山鹿素行在提出第三派理論的時候，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佛家、耶穌教、儒家的影響。
就像是宋儒面臨佛教“從何而來、往何處去”的成型的宇宙觀影響，不得不搞出了理學來反擊、而被大順的古儒一派批評為“理學為釋家所染而不自知”一樣。
山鹿素行這是自以為自己是“復古之儒”，實際上整個體系卻是不自覺地受到了儒、耶、釋三家的影響。
延續著日本圣堂林家和耶穌教的辯論，認定天理在造物主之前。那么先有天理、后有宇宙，既如此，在宇宙創立之初，天理早就存在，那么創世之初就有一個“文華制度完備”、符合天理的日本國，也是合理的。
天理既然在造物主之前，那么儒學也就是在創世之初就存在的。只是周公、孔孟等人，悟出了大道，傳播出去而已。但實際上，儒學早就在日本出現幾萬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