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離開星加坡的時候，高弦高總裁看著浦仕偉這位惠豐銀行董事會主席難掩喜色的樣子，隨口打趣了一句，“計算出來了沒有，總共優惠了幾折”
“七折左右，這筆總損失的數字控制到了十億美元之內。”浦偉仕無比滿意，這番操作不僅僅是善后巴林銀行爛攤子的過程里，少賠一些錢那么簡單，還有“玩家”之間心平氣和進行妥協的“江湖”意義。
從星加坡到倫敦的路程遙遠自不必提，飛機會在中東地區的阿布扎比停留一下。
長途跋涉當中，高弦除了和浦偉仕等等的隨行人員交流，以及必要的休息之外，也習慣性地翻閱了一些刊物、圖書之類，當然以經濟、金融等工作相關領域為主。
比如這次瀏覽內容里就有一本新書，作者是目前風頭正勁，連獲主流重要獎項，包括了俗稱“小諾貝爾經濟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的米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
在東亞這邊的圈子里，保羅克魯格曼名聲大噪的直接原因，是在去年，他在著名米國雜志外交事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分析了一番東亞經濟模式，主要是“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的經濟發展奇跡存在缺陷，增長率將不可避免地放緩。
要知道，外交事務之所以被稱為著名雜志，源于它的主辦者是米國外交關系協會。
懂的都懂，米帝的真正權力可不流于表面的白宮、國會，而是由“深層”的存在影響，米國外交關系協會便屬于這種深層機構，但凡能想起的精英人物，往往都是其會員，隨便舉個例子，大衛洛克菲勒還曾經擔任過米國外交關系協會的主席。
當然了，現在年事已高的大衛洛克菲勒，更“深層”了，在米國外交關系協會里退為名譽主席了。
于是乎，不難想象到，保羅克魯格曼在外交事務雜志上看衰東亞經濟發展模式的高增長持續性，什么“亞洲四小龍”、“亞洲四小虎”，都非常緊張，立刻反擊，批評保羅克魯格曼，場景可謂熱鬧，保羅克魯格曼在東亞這邊的圈子，不出名都難。
高弦對此自然沒有產生那種激動，畢竟“見多識廣”嘛，像“老劇本”里二零零八金融危機爆發后的大約十年階段，包括一些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在內的重量級經濟學家，不就借助移動互聯網那堪稱無處不在的傳播力，振聾發聵地預測“灰犀牛”的出現，警惕下一次經濟危機，結果人家還真沒有“白說”，真的出現了誰都沒有能夠想象到“灰犀牛”，給這場特殊的全球經濟危機做足了鋪墊。
回到保羅克魯格曼的分析上，能被頒發俗稱“小諾貝爾經濟獎”的約翰貝茨克拉克獎，此人自然不會完全紅口白牙地胡說，肯定有一套依據。
高弦的態度很簡單，沒必要那么敏感，好好了解一下對方的思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唄，至于保羅克魯格曼扮演的真正角色，屁股坐在哪邊，深究沒有多大意義。
更何況，當前“亞洲四小虎”、“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長模式里，確實存在“漏洞”，有些事情的發生，用可預見形容，并不夸張。
擺在高總裁案頭的新讀物，不算什么秘密，像同機的浦偉仕，便趁著間隙，拿過來翻了翻，但解讀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