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準確地講，高弦在和部下們分析局勢的過程中，所提到的，大約每十年爆發一次的經濟危機，光是眼前這一次，也未必見得，真就守得云開見月明了。
要知道，一九九零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結束了的意思是，理論上的經濟統計數據轉好了，趨勢應該樂觀了，而實際的具體情況，不可避免地存在錯位和偏差。
畢竟，經濟不是平地上行駛的汽車，說剎車就很快停下來，說加速便馬上變快，非要打個比喻，更像是飛機，不但必需一個明顯的過程，而且在從衰退轉向繁榮的起飛階段，或者從過熱轉向調控的降落過程，摔機的風險更高。
這個情況，有點類似黎明前的黑暗，往往很多財團挺過了危機的中間階段，卻在轉折階段力不從心，甚至搖搖欲墜了。
香江這邊就有實際的歷史案例。
比如，一九七三年爆發了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接下來兩年就是全球經濟大衰退，一九七六年開始經濟形勢轉好，可香江的美資太吃力了，于是在大衛洛克菲勒的斡旋下，把包括港島中環希爾頓酒店在內的產業，賣給了高弦，套現解困。
再如，在一九八零年代初的全球經濟危機大背景下，香江包括航運、地產在內的很多財團堪稱山窮水盡，客觀上倒是給了一些中型財團，從大型財團之間的縫隙里，抓住發展壯大的機遇，諸如劉大熊、駱蓄銳等等，一時之間風頭無兩；當然了，也有陳松青那種佳寧集團詐騙案的暴雷，成為反面教材。
這種危機危機，“危”中有“機”的跨越階層奮斗大戲上演機會，在眼前一九九零年代初全球經濟危機過后的香江，能否周而復始地給更廣泛需要未來希望的階層
以此時的，香江的這種格局，來看，恐怕不容樂觀。
個中緣由不難理解，除了諸如人的思想局限性，之類的軟件原因之外，硬件方面，香江自身的傳統空間終歸有限，而且還基本被大型財團和中型財團瓜分完畢，唯有開拓相對于傳統的新興空間，才能緩和這種局面。
像高弦陸陸續續地打造的香江國際數字中心、香江數字港、香江日元離岸中心、香江全球金融領袖投資峰會、亞太經濟合作組織等等，和香江國際金融中心框架內的諸多新機制，便都屬于此類目的。
危機的嚴重性所造成的影響，連目前已經獨霸世界的米帝，也不能例外。
就拿按照銷售額排名的米國大公司榜單財富五百強來講，前五名里的通用汽車、福特汽車、ib的利潤，都是負的，巨額虧損的程度，可以用十億美元做單位了。
甚至連這些大型企業背后的華爾街金融機構們，都能感覺到寒意。
誠然，在一九九零年代初經濟危機里的米國銀行業危機，波及對象是地區銀行，美聯儲那邊也認定，只要國際大銀行不崩潰就不會影響基本盤，進而處置措施可謂靈活，對相關收購比較寬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