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隨著上層人物智慧漸啟，便漸漸的有些瞧不上這個舊號，所以屢屢請求大唐能夠更改其國名封號。
李潼對倭國歷史了解不多，只知道眼下大體應該處在所謂的奈良時代，至于日本這個名號的來歷也是不甚了解。后世倭國漸強，倒是頗有考據論證日本這一國號并不來自大唐之所賜封，而是其國本源誕生。
但無論倭國自己怎樣叫法，眼下想要在國際上獲得存在感，也只能訴求于大唐，大唐稱你是倭，那也自然只能是倭。
拋開這個國號問題不說，對于倭使后續兩個訴求，李潼倒是頗有想法。
他對眼下便征服倭土、封遠建制倒是沒有太強烈的期待，不過文化上的輸出倒也可以進行，如今國子監的留學生品類數量不少，再增加幾個也不是什么大問題。
至于說赦免逃亡倭國的百濟遺民，也足以體現出倭國悠遠流長、欺軟怕硬的國民本性。
白江口一戰之前，倭國自是不可一世，認為自己海外雄國、需要亮一亮臂膀，甚至想干涉三韓局勢，就連倭國君主都想來一把親征，結果還沒出征就掛了，沒能看上一眼自家戰船被燒火焰是多么燦爛。
白江口一戰結束后，倭國便徹底安順下來，不斷頻頻遣使謝罪，對大唐在東北的經略動向也是分外關心。
此前大唐在與新羅交涉過程中重建了熊津都督府，再次收回百濟故地。這還沒有對倭國產生直接的威脅，倭國便忙不迭入使懇請朝廷能夠赦免其境中百濟亡眾，唯恐被這些百濟人連累將災禍招惹到本土。
眼下的李潼也的確無意于更向海外經略，總得給后代留下一點事情去做。若后世子孫不夠給力，那即便搭好一個事情框架，也無非勞民傷財的一代之政。
但話雖如此，李潼也想試探一下倭人的承受底線在哪里，略作思忖后便說道：“百濟殘眾兇悍難馴，為逃法律制裁竟然逃遁海外，倭主貿然納之，焉知是福非禍？
其國與我雖舊有隙，但近年所持賓服姿態亦甚恭謹，不忍見其養患國中而不加施救，著令有司與倭使計議于其國遠濱擇地設府、圈管百濟逃亡之眾。若事不行，亦不必強令，來年其國因此滋亂，勿謂言之不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