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遲遲沒有出班，朝堂中的氣氛一時間也有些微妙僵持，正當王求禮逐漸變得不耐煩，正待開口點名的時候，他才終于緩緩步出班列，未入殿中便已經在班列一側跪拜下來，語調沙啞低沉的說道：“王中丞所奏言有其事，臣、臣前夜確于坊邸接待張禮郎來訪，但、但彼此言論，全無有觸法度，臣以性命……宗家頑愚，天恩倍享，豈敢、豈敢妄作干犯刑律的謀計，請圣人、懇請圣人相信臣絕無悖佞之想！”
這樣的事情，無論內中曲直如何，當然不可能明明白白的公告于眾。無需圣人開口回應，王求禮便先打斷了臨淄王的當殿申辯，再奏請圣人著三司會審其事。
所謂三司便是刑部、御史臺與大理寺，朝廷凡有重大案件，便由此三司長官聯合審理判定。不過眼下轉駕在即，一部分朝臣已經先一步趕往東都洛陽搭建事務框架，其中就包括刑司的長官。
所以在沉吟一番后，圣人便下令以中書侍郎李嶠領銜，匯同中書舍人、門下給事中并侍御史一人，盡快審理此事并拿出一個審判結果。
五月末的這一次大朝，便因此收尾。因為發生了張說夜訪臨淄王一事，原本有些輕松的朝情氛圍頓時又變得嚴肅起來。
群臣對于這件事也都多有關注、各生看法并議論紛紛，言論主要便集中在張說有些得意忘形以及臨淄王不夠檢點。
如果說這兩人私會是真的在謀劃什么悖逆計劃，自然不會有人相信。倒不是說這兩人人品高潔、坦蕩無私，關鍵是如今的國情大勢，究竟多蠢的人才會覺得會有陰謀詭計滋生的空間？
但哪怕是無涉謀逆，群眾們對這兩人夜會行跡也都多持否定態度。宗王與臺臣們本就交集甚少，哪怕宗王本身供職朝中，職事上有所接觸也都可以在官衙中處理完畢，私下里的來往還是能免則免。
過往數年，這一禁忌雖然并沒有刻意的強調規范，但也一直都平靜無事。如今卻又因為這一對家伙驟生波瀾，與朝群臣們在震驚之后，更多的還是氣惱這兩人無事生非，安穩過活不好，偏要閑極生事，攪鬧得旁人也都不安穩。
不說朝臣們就此產生的議論，案事本身推問的倒是很快。畢竟拋開當中的敏感因素，案事本身其實非常的簡單，三兩句話便能交代清楚，無非張說文蟲騷動、入邸借書，借到之后便告辭離開。
只不過這么高的審斷規格，當然不可能只聽這兩人各自供詞。
李嶠領銜的小三司辦事很是盡責，不獨一一召見這兩人各自家眷隨員加以盤問，甚至就連臨淄王居邸所在的坊曲民戶們也都一一傳召盤問，確定所有的供詞全都清晰吻合之后，才將案情錄定、結案上呈。
在案事審問的過程中，張說倒是坦誠配合、態度可嘉，將自己的動機、行跡交代的清清楚楚，包括何時、哪處與人談論文章并被告知臨淄王坊邸藏書豐厚，甚至他借回的幾本書都做了很詳細的筆記，足以證明自己并不是要借此攀交臨淄王。
但相對而言，臨淄王這里則就有著一些問題。比如張說借書時，明明邸中便有，他卻吩咐家人留下不給。
如果說這件事還可以解釋作是他對那幾本書喜愛有加，不肯割愛，那么在張說入邸前，李敬一恰在邸中，又從側門匆匆離開，這件事又該做如何解釋？
李敬一也是倒霉，受此無妄之災，同樣被傳喚到刑司去一通盤問。
對李隆基來說，他最大的問題并不是與張說在邸中見面，而是暗中操作妹子入選和親一事。無論是暗示門生操縱坊間的輿情議論，還是同李敬一會面碰頭討論如何在朝中進行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