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商貿的一大特點就是高流通性，若再用舊法子實施監察，就算查出來什么問題，相關人事及罪證只怕也早已經消失一空。
所以針對這方面財政的管理與審計，必須要靈活高效，為此不惜諸權匯于一司。
勾院文武二使配合行事，格輔元與朱敬則都是官德極高的人選，而郭達則是他絕對的心腹爪牙。為了避免宰相當司典兵的情況，他還特意罷免了格輔元的相位。
從高宗時期開始，尚書左右仆射便加同中書門下號參政，到了開元年間不加參政號者便不屬于宰相，唯當省直事。
若是尋常時節，朝廷做出這樣的新人事決定，少不了會生出一通爭執。
諸如樞密院的設置，就是用了很長的時間，從行臺時期開始便分設小司，一直到了去年張仁愿入朝才正式設立樞密院，諸司公務納入一院又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
至于設立更早的集英館，眼下仍是一個比較尷尬的存在，還是遭到舊有機構的排斥。
像在不久前開始的冬集銓選中，李潼提議集英館諸學士的觀歷注入官資中，卻遭到了選司與宰相們的反對。至于理由，則就是集英諸員雖伴駕近侍，但卻功不彰于朝軌、事不明于典章，憑幸注資，恐亂選法！
朝臣們反對理由也很正當，集英館眼下只是近侍備問，甚至連真正的侍臣都算不上，兩名學士李嶠與馬懷素都是以別職在館，下屬的館生有的干脆連正經官身都無，也實在是無從注歷考核。
若連這樣的存在都納入官資之中進行銓授，那選法的標準就遭到破壞了。如此官資的含金量完全無從體現，難免會遭到魚目混珠的譏諷，甚至還不如擺明了走后門的斜封官。
哪怕身為帝王，也有繞不開的規矩，制度之所存在，意義不只在于能否切實執行，更在于提供了一個行事的是非標準。
這里面也有一個比較顯著的例子，那就是早年的宰相劉祎之。
劉祎之北門學士出身，原本也算是女皇心腹，卻在武周革命前夕因為反對武則天稱制而遭到殺害，臨死之前還要說上一句“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為敕”。
人的身份立場不同，所秉承的堅持便不同。劉祎之北門得幸，高居宰執后便要維護中書、門下的制度。雖然最終難免一死，但由此一言可以宣告他是遭到了冤殺，而非確有其罪。
李潼這一次之所以能一步到位的設置勾院，且不遭到宰相與群臣的反對，一則是勾院所處理的乃是舊體制不能處理的新問題，二則此事的確迫在眉睫、事關重大。
如果沒有這些條件的存在，眼下朝堂中怕就要出現兩三個犯言直諫的人，甚至就連朱敬則這個堅持原則的憲臺長官怕都要抗拒任命。
大唐官制完整，想要進行全面的改革并非朝夕之功，而且在沒有切實需求的情況下，也實在沒有必要過度殘害原本就已經存在且尚能運行的系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