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執掌天下之前，李潼對于大唐的羈縻政策曾經是頗有微詞的，覺得過于寬厚忍讓，明明具有徹底消滅對方的實力和條件，卻偏偏留下一些余禍，給這些胡虜繼續發展、積蓄實力以反噬大唐的機會。
可是當他在成為大唐皇帝之后，對于這一整套羈縻秩序才有了一個更深層次的了解。所謂的羈縻并不是姑息養奸的縱容、忍讓，而是要盡可能多的統合諸胡勢力，從而對他們區域中的資源分配掌握絕對的話語權，使得區域中不會出現壟斷所有資源的霸主級存在。
大唐的羈縻政策，非但不是恃強凌弱的單方面掠奪與欺壓，反而是充滿人文情懷的扶助與調和。這一套政策實施的標準，并不是看諸胡勢力的強弱對比，而是看這些胡部勢力誰能更恭從、誰能更貼合我的價值觀。
存在于大唐羈縻秩序下的胡部政權們，弱小的不必戰戰兢兢的心存朝夕覆亡之憂，強大的也不可恃強凌弱、肆無忌憚的掠奪兼并。無論是強是弱，只要你們肯奉從大唐的道義，都能獲得一片繁衍生息的空間。
所以唐太宗才被諸胡酋首們奉為天可汗，不僅僅在于大唐軍隊東征西討、無可匹敵，更在于大唐這一份鋤強扶弱的情懷。只要肯遵從大唐的指令與秩序，哪怕你只是部眾不足百帳、領地不足百里的弱小胡酋，同樣也能分得一塊牧場生活下去。
如果要再作類比，那么大唐的羈縻秩序倒比較類同于西漢時期所施行的推恩令，只不過將這政令從國內轉移到四夷進行實施。倒了一個東突厥，大漠南北卻在東突厥的遺骸上發展出了眾多的胡部勢力。
雖然主觀上來說，大唐就是要通過對周邊區域的資源掌控分配、來確保周邊不會出現一家獨大的政權以挑戰大唐的權威，但是在客觀上，也的確是保全了眾多的憑著本身力量并不足以維持生存的邦部勢力。
應該說，大唐的羈縻秩序在當下這個中古時代，的確是最領先時代、也最寬大的統治政策。并不是一味通過野蠻的征服、肉體的消滅來干掉競爭者，而是通過資源的分配、讓更多的勢力參與進來，從而壓制競爭者的發展空間。
這樣的手段，不獨在當下，哪怕在生產力已經獲得高速發展的后世，也具有著極大的借鑒意義。
當然，這一切的政策手段能夠維持運作的前提，還是大唐本身便需要擁有強大的實力。
不要說國與國之間的利益糾紛，哪怕是尋常百姓之間的矛盾爭執，兩個膀大腰圓的壯漢互毆，一個三寸丁上前非要說句公道話勸和，且不說這話說的公不公道，但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對他來說是絕對不會公道的。
當圣駕來到京西大營外的時候，營中唐軍諸靖邊健兒們尚沒有接到出營的軍令，但諸胡仆從軍們卻在各自首領的呼喝命令之下紛紛出營，亂糟糟的分布在營外郊野中，面向圣駕旗纛所在的方位便叩拜歡呼起來。
至于那些胡酋們，則就表現的更加興奮，雖然圣駕左右都有禁衛將士們守衛阻攔、不準他們靠近滋擾，但他們各自也在道路兩側載歌載舞，歡呼連連。雖然說隨同出征并不能讓他們這樣的興奮，但在圣人面前刷一把存在感卻是絕不能落于人后的。